第九章

　　这之后一切又恢复如常。每逢星期一女士们继续烫衣和闲话，那件事再没有人提过。打那以后，每回碰到玛?库柏，她都会找些理由拼命夸我，而寡妇贝克特则在一旁拼命点头同意。她的夸奖大部分都是围绕着那天晚上她们说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我的聪明伶俐。聪明，这个字我知道，被人夸赞聪明感觉好极了。我选择了忽略圣诞节晚会那天在她们声音里听到的那丝同情之意。

　　那时，另一个夸我聪明的人是博伊尔。从我能拿得住一本书的时候起，他就开始充当我的老师。我并不聪明，只不过是记忆力强而已。我能记住所有的东西：事实、数字、名字、词组和摇篮曲。“这就像拍照，奈蒂，”博伊尔教我说，“你不断回忆，就像经常翻看照片，熟悉到只要看到前一两个字，其他的信息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顺势而来。”

　　可这不是聪明。我从他那儿学到的不过是些思维体操。

　　聪明的是博伊尔，他拥有一个渴望知识而又善于分析的头脑。也正是博伊尔，把传递对学识的热爱当作自己的使命。妈妈曾告诉我，博伊尔上学第一天回来便冲进家里，宣布他将来长大了要做个老师。

　　“当老师？”爸爸大笑，“你不用当老师，我们是农民。”

　　“博伊尔的脸沉了下来。”妈妈说，“‘那我能不能两样都做？’他问。

　　你父亲没有回答，我告诉他：‘当然可以。’”

　　之后，博伊尔放学后就把课本拿回家来，在卧室那张苹果木大箱子

　　上教摩根和卡尔学习。

　　没过多久，我也够年龄加入他的临时学校了，而摩根和卡尔开始去上学。他们对他教的东西没了兴趣，我却一直兴趣高昂。

　　是不是所有的女孩小时候都幻想长大后跟她们的哥哥结婚？我是这样的。直到六岁，我还坚信这是件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总有一天我和博伊尔会像爸妈那样生活。我准备上小学前一星期，摩根和卡尔终结了我这个孩子气的臆想。

　　博伊尔做了很多年教堂的祭坛伺童。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和我们教区的麦克神父探讨问题。他们每星期都碰面，不是在圣安东尼教堂，就是在我们家里。

　　我们镇子里每个人都认识和喜爱麦克神父，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常在埃特伍旅馆里和当地人喝上一两杯摩根船长的朗姆酒。妈妈有时说她确信神父在酒吧台那里听到的忏悔跟他在教堂的忏悔室里听到的一样多——在那里，即便是面对烂醉的灵魂他都耐心十足。可他常常开玩笑说，对他的耐心形成最大挑战的，是他的朋友和桥牌搭档马福德医生。

　　照我妈妈看来，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跟友谊一点儿沾不上边。马福德医生是我们镇的医生，自称是个不可知论者。他与神父刚好是两个极端。他是个嗓门大、说话直又固执己见的人。他老喜欢和自己的桥牌搭档吵，连他的妻子都不愿和他搭档。最后，只有麦克神父有耐心和他配成对了。

　　虽然他俩都比我父亲要年轻几岁，可在我看来，他们是对爱吵架的老人家。“如果叫牌的时候你有为我不朽的灵魂祈祷时那么专注，”在他们激烈的辩论中，马福德医生对神父说，“那我们在桥牌桌上会赢得多些。”

　　“如果打牌时你有用上经营你那番怀疑论的一半心思，”麦克神父反击道，“你可能就不需要我的祈祷了。”

　　这俩人常蹲在公园或者社区中心里，对着棋盘辩论神学问题或者对方的一招臭棋。那可真是道奇怪的风景线。俩人是激烈的竞争对手，不过却不是为了赌注。马福德医生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星期日弥撒上，双臂交叉在胸前，皱着眉头坐在教堂后排的凳子上。他会勉强接受麦克神父在礼拜仪式后对他这个“让步了的客人”的欢迎。然后他就闪人了，不过那通常是在有教友打趣他“又输掉了一盘吗，呃，医生”之后。

　　每个月爸妈都会抽一个晚上到镇里去和他们打桥牌。而在星期天，麦克神父经常到我家来吃饭。

　　他可不缺人请吃饭。然而，他经常光顾的却是我们家的饭桌。每逢有人问起神父为啥爱来我们家，妈妈就会告诉他们是因为“我家的烤牛肉和约克布丁”，爸爸则说是因为我们家在星期日晚上挤完牛奶后都看神父喜欢的西部电视连续剧《大淘金》。“我想麦克神父开始相信人们说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极了剧中主演劳恩?格林的那副‘厄运之声’。”爸爸调侃说。

　　六岁前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在日光室的走廊里坐立不安，不时地看向窗外，希望能看到博伊尔和麦克神父散步回来的身影。我身后的爸妈，还有摩根和卡尔正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突然，我听到摩根问：“妈，博伊尔想当神父吗？”

　　神父？博伊尔做个神父？我对神父知道得不多，可是我知道他们是孤寡终身的。

　　妈妈还没回答，我就转过身来脱口而出：“博伊尔不能当神父，他要和我结婚的。”

　　摩根往沙发后一靠，对我尖叫道：“白痴，你不能跟自己的哥哥结婚。”

　　他戳了戳卡尔的胳肢窝，卡尔抱着胳膊滚到沙发上。“真是个大傻瓜，”他大叫，“要和你的哥哥结婚！”

　　妈妈从躺椅上侧过身来。“孩子们！”她对他们俩摇头。她教训摩根和卡尔时我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她身旁的爸爸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嘴里喷出一股烟，两眼紧盯着电视，好像根本没听到我们的谈话和哥哥们的胡闹。

　　我惶恐地奔向妈妈。“这是真的吗？”我追问。

　　“呃，博伊尔和麦克神父在就很多事情进行交谈这是事实，”她回答，

　　“但要做进神学院的决定还是件没影的事儿。”她对我微微一笑，然后拉我坐在她腿上，“还有就是，兄弟和姐妹间是不能结婚的。无论如何，博伊尔永远是你哥哥，永远是家人，永远都会爱你。”

　　那兄弟俩在沙发上笑得东倒西歪，努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歇斯底里。他们俩谁也不会让我忘记我曾经有和博伊尔结婚的荒唐念头。

　　除了这次，关于博伊尔要当神父的话题家里没人再提起。我对博伊尔也闭口不谈此事。我猜自己是因为害怕他告诉我这是真的。我无法想象没有博伊尔的生活，所以假装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上一年级时，一个春天的午后，我坐在博伊尔房间门口的台阶上，等着麦克神父告辞离开。他们低低的谈话声不时传到客厅来，我听到了 “献身”、“召唤”之类奇怪的字眼。过了一会儿，我听到麦克神父问博伊尔一个问题，我听不全，但抓住了后面几个字：“……作为逃避现世的借口？”而后，博伊尔的房门打开了。神父下楼前说：“你得自己努力平复那些情感，我的孩子，但不是在神学院里。”他的声音和蔼，但我听出了里面的决断。

　　几个星期后，一天晚上吃饭时，天不怕地不怕的摩根问怎么这段时间神父都不来了。博伊尔平静地宣布他不再担任祭坛伺童了。

　　父亲几乎压抑不住爬到嘴边的笑意。我母亲的情绪要难捉摸些，我分不清她是觉得悲伤还是解脱。我注视着她的双眼，她一言不发地朝博伊尔点点头，然后走到餐柜那边给大家切面包。

　　“那是否意味着你不准备当神父了？”摩根问。

　　“是的，摩根，”博伊尔没好气地说，“我不准备当神父了。”

　　“我猜这意味着你可以和奈蒂结婚了，呃？”卡尔边应声边捅了捅摩根。

　　“不错。”摩根大笑着将他推回去。

　　我一点儿不在乎他们的揶揄。听到博伊尔不会离开，我大大地松了口气。那样一切就都会保持不变。我隔着桌子冲那兄弟俩吐舌头。博伊尔拨弄着我的头发说：“奈蒂永远是我的乖女孩。”

　　即使是上了一年级，在雨天的下午或下雪的冬夜我都到博伊尔新建在阁楼的房间去，继续读书和玩识字游戏。

　　游戏开始时，拼写出简单的字就赢得一便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词汇量也越来越大。有时候博伊尔会加些值十便士的词给我，那是些不常见的难词，我不仅要会拼，还要给出定义。光阴荏苒，它虽不再是儿时的游戏，我们却保留了这个习惯，碰到生僻的词就拿出来挑战彼此。

　　童年时，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那张他亲手做的书桌前度过。台灯下是一本本打开的字典，他就这样教会了我文字的力量。那个时候，家里其他人大都在楼下看电视。

　　“别让自己沉迷于那个小盒子，奈蒂。”当电视机首次出现在我家客厅里时他就对我说。他的警告根本没有必要，我从来不像摩根和卡尔那样对《米老鼠俱乐部》、《你好，杜迪》之类的节目着迷。那时我最喜爱的就是博伊尔了。

　　坐在他的阁楼间里，被簇拥在他的书海中，玩拼字游戏赢得一个个便士，或者是在他学习时独坐一旁安静地读书，这些都是我要紧紧攥在手里的无上尊荣。倾听他给我读《小熊维尼》和《海蒂》远比在楼下看电视上那些忽闪的画面要有意思得多。在楼下昏暗的客厅里，我家那哥俩在凹凸不平的沙发上打打闹闹抢位置，父母则各自安坐在他们专有的躺椅里。

　　多亏了博伊尔的培养，拿到我的第一本书《迪克和珍妮》时，我已经有较好的阅读能力了。遗憾的是，我以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能力。

　　在我对学校最初的记忆里，就有一年级的老师汉密特太太在课堂上让伯妮?金读课文那一段往事。

　　伯妮从座位上站起来，认真地看着打开的课本，然后结结巴巴地开始读：“看，看，看见，萨，萨，萨莉……”

　　伊丽莎白-安?莱恩坐在我前面。我很崇拜她，不为别的，只因为她有一盒我闻所未闻的十六色的蜡笔，我很想给她留下点好印象。我拍拍她的肩，伸长脖子对她小声说：“她很笨，是不是？”

　　汉密特太太打断了伯妮磕磕巴巴的朗读，转向我说：“娜塔莉?玛利亚?沃德，起立！”

　　我以为她是准备让我起来给伯妮示范这些字该怎么念。我拿起书本站了起来。

　　“现在，娜塔莉，告诉我们，你刚刚跟伊丽莎白-安都说了些什么？”她要求说。

　　我脸上洋洋得意的笑容消失了。犹豫了一会儿，我用颤颤悠悠的声音把对伯妮朗读的评论又说了一遍。教室里响起一片嬉笑声。我看了眼伯妮，她红着脸，扬着下巴瞪我。

　　“到教室前面来。”汉密特太太严厉地说。我拿起自己的书，仍然相信我会有机会读给大家听。“放下你的书。”她边说边走到讲台前，拿起了木尺。

　　我把手藏在背后，低着头站在她面前。我听到她正不耐烦地用尺子敲打着自己的手。“手掌伸出来！”她命令。不一会儿，我就看到刻度模糊的尺子落下，在我每个哆嗦着的手掌上各打了三下，班里的其他孩子，包括伊丽莎白-安?莱恩在内都在课本后面暗笑。

　　我父母没听到一丁点儿我受罚的风声,但是博伊尔那里是逃不过的。这就是我哥哥厉害的地方，好像只要看我一眼，就什么都瞒不住他了。和他在一起时，总让我觉得对他而言，这世上没有谁比我更重要。我肯定他让每个和他在一起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坐在他房间里。我们中间的书桌上放着一堆便士硬币和一本字典，他俯身过来抓住了我的双手。

　　他翻开我的手掌，目光变得温柔。“发生了什么事，奈蒂？”他问道。

　　向他承认自己在班上说伯妮笨，比手掌上已经开始消退的红印子更让我觉得刺痛。

　　“话一旦说出口，就会像泼洒的牛奶，是无法收回的。它们威力强大，所以我们不能随心所欲。你今天其实有两个机会可以避免话语伤人：一开始的时候，还有老师让你重复它们时。有时照顾别人的情感比说出事情的真相重要得多。”

　　“说个谎吗？”我忍着欲夺眶而出的泪水问，“我应该在汉密特太太面前撒个谎吗？”

　　“不完全是。不过如果你在脱口而出前稍微斟酌一下，稍微想一想，”他说话时一直握着我的手，“那样，稍加斟酌和一个无伤大雅的掩饰就可以避免伤害，于你或伯妮都一样。”

　　然后，像是要抚平我的刺痛一般，他又说：“然后你得做祈祷来忏悔。”他眨了眨眼，“记住，一个没有恶意的谎言和一点斟酌。”“斟酌”，对六岁的我而言，这是个值十便士的难词。它是我花费了太长时间去领会的一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