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袭击的几个连续阶段——戈林亲自指挥空战——他企图征服伦敦——希特勒的吹嘘——连续轰炸五十七夜（9月7日至11月3日）——派尔将军的高射炮火网——我个人的一些见闻——唐宁街和“新楼”——张伯伦先生动大手术后的坚忍精神——他答应离开伦敦——他安详地死去——在唐宁街十号的一次晚餐——幸亏我忽然想到——投在财政部庭院中的一颗炸弹——帕尔麦尔大街起火——卡尔顿俱乐部被炸毁——人民的勇敢——拉姆斯格特饭店和战争损失保险方案——地下铁道作防空掩体用——我们预料伦敦将成为一片瓦砾——对政府机关的规定——“预备警报”和“空袭警报”——“报丧的鬼嚎”——改进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内阁提前用餐时间——议会表现的情绪——我劝议员们谨慎小心——他们的好运气

　　德国对不列颠的空袭，反映了敌人意见分歧，目标矛盾，而且从来没有彻底完成过计划。在这几个月里，敌人曾经有三四次放弃了一种使我们感到极大压力的攻击方式，改而采取另外的新方式。不过，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彼此重叠的，很难用准确的日期加以划分。每一个阶段都和下一个阶段相衔接。初期的空袭是力图把我们的空军卷入在英吉利海峡和我国南部海岸上空的战斗；接着是袭击我南部各郡，主要是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敌人的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空军的组织；然后是接近并到达伦敦；跟着就以伦敦为最主要的空袭目标；最后，当我们在伦敦上空战胜时，他们又重新分散袭击各郡城市和我们经默尔西河及克莱德湾通往大西洋的唯一生命线。

　　我们曾经看到，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9月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袭击我南部海岸机场时，是如何使我们疲于奔命。可是到9月7日，戈林公开掌握了空战的指挥权，由白天空袭改为夜间空袭，由袭击肯特和苏塞克斯的战斗机机场转为轰炸伦敦建筑物最集中的那一大片地区。小规模的白天空袭是司空见惯，从未断过，而一场大规模的白天空袭仍可能到来；但总的来说，德国进攻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对伦敦的轰炸持续了五十七夜。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

　　在将近8月底的时候，敌人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我们也立刻回敬，对柏林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由于我们必须飞越较远的距离，所以同从邻近的法国和比利时机场袭击伦敦相比，规模就不能不小得多。战时内阁极力主张还击，主张拼一下，向敌人挑战。我深信他们是正确的，并且深信，只有让希特勒认识到英国人的愤怒和意志力，才能使他感到十分震惊或打乱他的计划。他在内心是佩服我们的。当然，他利用了我们对柏林的报复大作文章，并且公开宣布德国的既定政策——要把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他在9月4日宣称：“如果他们袭击我们的城市，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的确曾拼命这么做了。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个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这些新的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本领和勇敢，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严密的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同样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或缺的美德，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受自由熏陶的社会力量是多么强大。

　　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二百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在此以前的三个星期对我各郡城市进行的初期轰炸，使我们大量分散了我们的高射炮部队，所以当伦敦成为主要的袭击目标之初，它设在伦敦的高射炮只有九十二门。当时认为最好是让第十一大队指挥的夜间战斗机在空中自由活动。在夜间战斗机中，有六个中队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战斗机。夜间战斗那时还处在幼稚阶段，使敌人遭受的损失很小。我们的高射炮兵却因此一连三夜没有开炮。当时，他们本身的技术也低得可怜。尽管如此，鉴于我们夜间战斗机存在的弱点和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决定准许高射炮手随意使用他们最好的技术，放手射击他们看不见的目标。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四十八小时内增加了一倍多。我们自己的飞机躲开了，高射炮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

　　伦敦居民呆在他们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已有三夜了。突然，在9月10日，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而且伴随着强烈的探照灯光。这轰隆隆的炮火给予敌人的损害并不大，但它却使居民们大为满意。每个人都欢欣鼓舞，认识到我们对敌人进行还击了。从此以后，高射炮队就经常开炮；当然，由于经常练习和熟练以及当前的迫切需要，射击技术便不断有所提高。德国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有时，高射炮队暂停射击，让作战方法也大为改进的夜间战斗机飞临伦敦上空。夜间空袭之外，还伴之以几乎是连续不断的白昼空袭，有时来的是小队敌机，有时甚至仅仅只有一架，在整个二十四小时内，经常是每隔一会儿就有一次警报。七百万伦敦居民对于这种奇特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关于“闪电战”，我当然知道成千上万的人有许多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要讲，所以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只谈几件我个人的见闻。

　　轰炸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在伦敦西区，每个人都照常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分子在他们5月间一遭到严重的空袭就怕得要死、喊叫连天的情况相比，伦敦人的这些反应可以说是良好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中，我和几个朋友正在吃晚饭。斯多诺威大厦朝着格林公园的几扇大窗全部开着，公园里闪烁着高射炮的火焰，还时而被爆炸的炸弹所发出的火光照得通明。我觉得我们在冒不必要的危险。吃完晚饭后，我们走到那俯瞰大堤的帝国化学公司大楼去。从那些用石头构筑的高高的阳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几处地方在燃烧，正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落下了几颗重型炸弹，有一颗距离很近，我的朋友们急忙把我拉到一根坚固的石柱后面。这一次，证明了我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享受上应当受到许多限制的看法是对的。

　　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唐宁街的房屋已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了，这些摇摇晃晃修得很马虎的房屋，是一个惟利是图的人承建的，上面迄今还留有他的名字。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为唐宁街十号和十一号的居住者构筑了防空壕，并把地面下的那些房间的天花板用另外一层木制天花板和结实的木柱支撑。人们认为这样就能在房子被炸毁或震塌时支撑残垣。当然，无论是这些房间或防空壕，都是经不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的。在9月的后两个星期里，已经作好准备，把我的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公园的比较新式和坚固的政府办公大楼。我们把大楼称为“新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这时的炸弹当然比以后各阶段投的炸弹小，但是在新居还未准备就绪之前的一个时期里，唐宁街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前线的一个营指挥所里。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的夜间内阁会议是在“新楼”地下室的作战指挥室里举行的。从唐宁街到那里，必须步行穿过外交部的四方形院子，然后向上攀登，从正在为加固作战指挥室和地下办公室而灌注混凝土的施工队中间走过去。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对动过大手术后身体羸弱的张伯伦先生是多么困难，但是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他，他比前几次参加内阁会议时更加衣冠楚楚，举止从容，态度坚定。

　　1940年9月末的一个傍晚，我从唐宁街十号的前门向外张望，看见工人们正在把沙袋堆在对面外交部地下室的窗前。我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告诉我说，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动过手术以后，必须得到特殊的定期治疗，而在唐宁街十一号的防空壕里进行治疗很不方便，那里在经常不断的空袭时至少聚集着二十个人，因此，他们就在这里给他准备一个私人用的小小的地方。他每天矜持地、敏捷地、衣冠楚楚地遵守一切约会。但是，实际情况摆在面前，他怎能经受得了。我行使了我的职权。我穿过十号与十一号之间的过道找到了张伯伦夫人。我说：“他病成这样，根本就不应该留在这里。你必须把他送走，等他恢复健康再说。我每天都把所有的电报给他送去。”她就去找她的丈夫。不到一小时，她告诉我说：“他愿意听从你的意见。我们今晚就走。”我从此就再没有见到过他。不到两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我确信他是希望死在他的岗位上的。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