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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严肃又活泼——美国的激愤——伦敦的排水——疠疫的威胁——震碎的窗户——延时炸弹——与此有关的备忘录——未爆炸弹清除队——克服了处理中的危险——带降落伞的重型地雷弹——报复问题——德国后来受到的轰炸与我们受到的轰炸相比较——中央政府需要安全——迁往“围场”的演习——赫伯特莫里森继约翰安德森任内政大臣——敌人开始用烧夷弹袭击——全国消防总队——民间防空队是皇家的第四支军队——伦敦经受灾难的力量——为保卫统率作战机构的长期安排——我被安置在皮卡迪利大街地下防空室以策安全——回到“新楼”——德国又一次改变计划——内地城市——考文垂——伯明翰——对港口的空袭——1940年12月29日的伦敦大火——英王在白金汉宫——英王陛下洞悉政务——对未来的一个想法
这正是英国人，特别是享有光荣地位的伦敦人，表现得最英勇的时刻。他们又严肃又活泼，工作顽强，勤勤恳恳，骨子里坚信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人民，他们能适应这种充满了恐怖、充满了震荡不安和各种冲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生活。一个傍晚我动身去东海岸视察，在前往金斯克罗斯的途中警报响了，街上的行人逐渐稀少，只有几长列十分疲倦、面色苍白的人们在等待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一重秋雾夹着蒙蒙细雨笼罩着这番景象。空气阴冷。黑夜和敌人都将来临。随着一阵内心的悲痛，我深深感觉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正在忍受的折磨和苦难。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多久呢？人们还要再遭多大的难呢？他们的活力有没有个限度呢？一旦他们弄得精疲力竭，这对我们旺盛的作战力将发生什么影响呢？[1]
对伦敦以及后来对其他城市和港口持续不断的轰炸，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引起了一股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中前所未见的最强烈的同情热潮。激愤的火焰在美国人的心中燃烧，尤其罗斯福总统，更是感到愤慨。这种情绪在美国不断增长。我感觉到，有千百万个美国的男人和妇女，满怀热情，渴望和我们同甘共苦，巴不得马上和我们一起去打击敌人。凡是能够来英国的美国人，都尽可能带着礼物和他们的敬意、尊重、深切的友爱与同舟共济的精神前来英国，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是，这刚刚是9月份，这种奇异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后还要继续过许多月。
在轰炸的压力下，防空洞和防御设施都不断地增加。我深切担忧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是排水问题。我觉得，六七百万人住在一大片建筑物密集的地区，如果下水道与给水设备被炸毁，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能否使下水道系统保持畅通呢，会不会有疠疫蔓延呢？如果污水流进了给水系统，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事实上，下水道干道的排水口在10月初便被破坏，我们不得不让所有的污水流入泰晤士河，起初，河内的污水臭气四散，接着又发出我们倾入河中的化学物品的气味。但是我们控制了这一切。第二，我担心数百万人长期在夜间拥挤在街道防空洞——而且是只能防御爆炸弹片的防空洞——里会引起流感、白喉、伤风和其他种种传染病，但是，看来大自然已经为抵御这种危险有所安排。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显然，他所呼出的致病细菌互相残杀，彼此抵消。它们散发出来，互相吞噬，于是人们得以安然无恙。虽说这个看法不合乎科学，但道理上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在这个灾难重重的冬季，伦敦居民的健康水平确乎比平时好。此外，每当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都精神振奋的时候，他们忍受痛苦的力量便似乎是没有穷尽的。
我担忧的第三件事是怕玻璃供应不上。有时候，仅仅一颗炸弹的爆炸，就可以把整条整条街道的每个玻璃窗都震得粉碎。我在一连串的备忘录中曾焦急地询问这件事，并建议立刻停止玻璃的出口，但是，事实与统计的数字使我放下了心，玻璃缺乏的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9月中旬，敌人对我们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量的延时炸弹，演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大段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和主要街道不得不多次交通中断，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不能使用。必须把这些炸弹挖出，将它们爆破或使之失效。这是一种最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在开头，必须从一系列极危险的实践中学习挖炸弹的方式和办法。我在《晦暗不明的战争》中曾经叙及拆卸磁性水雷的戏剧性的经过，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现在虽然随处可见，非常普遍，但仍然是很崇高的。我对于延时信管一直深感兴趣，它第一次引起我注意是在1918年，当时德军曾大规模利用这种信管阻止我们利用那些可以攻入德国的铁路。我曾力主在挪威和基尔运河使用这种炸弹。由于它造成长时间的不安定感，所以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战争工具。现在我们亲身尝到它的滋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处理延时炸弹的专门机构，由金将军领导，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军官，我在契克斯亲自接见过他。他不久以后又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泰勒将军，我通过一连串的备忘录竭力推动这项工作。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3日
正如我在昨晚打给你的电话中所提到的，如何处理伦敦市区，特别是铁路上的未爆炸的炸弹，看来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列车编组场的拥挤越来越严重，主要就是由这种炸弹造成的。最好同时由北部和西部调派清除队，并尽快扩充金将军的机构。必须拟订相当周密的计划来处理，这很可能不久就会变成更加严重的麻烦事情。
首相致军需大臣 1940年9月21日
迅速处理未爆炸的炸弹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对飞机及其他重要战时物资的生产造成严重的后果。应对炸弹清除队提供各种现代化设备，以利工作。陆军大臣送来的文件已详述目前进行的试验和正在设计的设备。应尽先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并供应以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需要。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4日
我听说，美国制造了一种特殊型式的钻子，能在不到一小时内钻出一个用人力需要两三天才能钻出那样大小和深浅的洞。
我认为，你应当考虑订购一批这种工具，供炸弹清除队使用。最为重要的是，应当毫不延误地挖到炸弹，把它处理掉。
这些钻子可能价钱昂贵，但是它所挽救的生命和财产的价值胜过它本身价值许多倍。此外，我认为，向这些勇敢的人们提供最好的技术工具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8日
有人告诉我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用钻孔法[2]处理定时炸弹是很有效的。鉴于这些炸弹给我们造成愈来愈多的严重困难，我希望能大量采用这种方法。请就钻孔法已应用到什么程度向我提出一份报告。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了专业队。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生死难卜的专业小组组织起来了。有些人在我们渡过这一难关之后还活着。另一些人则在经过二十、三十甚至四十次危险后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我的视察旅行中，不论到哪里，我都见到有未爆炸弹清除队。他们的脸色似乎与一般人的脸色总有些不同，然而也显得很勇敢和忠诚。他们的脸孔显得瘦削憔悴，略带青色，但两眼炯炯有神，双唇闭得特别紧，一举一动十分泰然。在描写我们艰苦日子的时候，我们每每过多地使用“严肃”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应当用在描述未爆炸弹清除队身上。[3]
我心里记得的那个小队可以作为许多其他小队的代表。它是由三个人组成的——萨福克伯爵、他的私人女秘书以及他那位年纪相当大的汽车司机。他们自称为“三位一体”。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一直未出事故的纪录，在所有知道他们的人当中都传遍了。一直挖到第三十四颗未爆炸弹的时候，他们还是文质彬彬、面带笑容，但是在挖第三十五颗时不幸牺牲。萨福克伯爵和他的“三位一体”全都上了天，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正像对勇于求真理先生[4]那样，“在那一边，为他们响起了所有的号角”。
未爆炸弹清除队的忠诚替我们很快地排除了危险，但是也牺牲了许多最高尚的人。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这样写道：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0月9日
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在9月初似乎要给我们造成莫大困难的延时炸弹的事了。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方面的情形有所好转。请送交我一份报告，说明最近德国向我们投了多少颗这样的炸弹，有多少颗已成功地处理，有多少颗仍然有爆炸之虞。
我们之所以感到好转，是由于敌人不投掷这种炸弹呢，还是由于我们处置这种炸弹的方法有所改进？
伊斯梅将军的答复再次使人感到放心。
大约与此同时，敌人开始用降落伞投掷了许多水雷，其重量与爆炸力比以前飞机运载的炸弹大。曾发生了许多次可怕的爆炸。除了报复以外，就无其他的方法可以防御这种水雷。德国已撕去空中战争仅限于袭击军事目标的伪装，这也引起报复的问题。我赞成报复，可是我受到许多良心上的责备。
首相致空军副参谋长 1940年9月6日
我并不是建议采取任何不合我们主要政策的行动，但是，我认为，目前如果在一个月里有两三个晚上对一些较小的德国城市进行几次轻微的、突然的、广泛的空袭，就可在德国人的心里产生有利的影响。你必须记住，从来没有人将真相告诉过这些德国人，凡是我们的空军没有去过的地方，敌人就可能告诉那里的人说，德国的空防是坚不可破的。必须要考虑到许多因素，其中有些因素不完全是技术性的。因此，我希望你考虑我的意图，向我提出建议，以便时机成熟时付之实行。
在反对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我的朋友海军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