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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将是：一切从头开始。
当我们需要出口茶叶的时候，我们面临着欧盟标准、英国标准、日本标准、美国标准。而在2012年立顿被绿色和平组织检测出含有有害物质的时候，立顿拿出的又是中国标准——按照卫生部的标准，立顿中有害物质确实不超标，这多么令人感到惊讶和讽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有一套绿茶检测系统，我们的茶叶很难过关，这并非日本茶种植中没有使用农药，而是如果我们使用日本的农药，就保证过关。但用了日本农药，在欧盟那里又会出问题。
2006年5月日本公布《肯定列表制度》后，2008年1月欧盟发布了新的食品中农药残留标准，新标准涉及范围广泛。其中专门针对中国农药的使用情况而对有些标准做出调整。这些标准构成了绿色壁垒，欧盟要检查茶叶中的MRL(农药最高残留量)标准总和886项，日本的MRL标准267项。这种严格的检测让许多茶企望而却步，宁可退而追求国内市场。
总之，标准这回事，中国说了不算。
这种种弊端让中国茶企吃了不少苦头，因为茶叶出口，要在国内先接受检测，但往往在国内得到一片赞誉的产品，到了国外就只能打道回府。2006年，就在日本公布新标准后，浙江有1 202吨出口茶叶被认定为不合格。为了适应这一新标准，只能从基础的茶园管理上着手。正是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有机茶”的概念也成了茶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所谓有机茶，简而言之，就是在无任何污染的产地，按有机农业生产体系和方法生产出鲜叶原料，在加工、包装、储运过程中不受任何化学物品污染，经有机认证机构审查并颁证的茶叶产品和再加工制品。
根据中国海关2011年的统计，中国茶叶出口322 580 303千克，总额为965 133 745美元，平均单价2.992美元，对比2010年，数量增加了6.66%，平均单价也上涨23.8%。进口中国茶数量前五名的国家分别是摩洛哥、美国、乌兹别克斯坦、日本、俄罗斯。前五名中，只有摩洛哥比2010年进口总量有所上涨，其他四个国家都呈下降趋势，降幅最大的是俄罗斯，数量下降了15.89%。而伊朗的进口量增长率却高达220.57%。数据均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茶叶分会整理提供。
茶叶包装，19世纪90年代欧盟成员国中只有德国在前20名名单中，消费量有上升趋势。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数量占了中国茶出口量的大部分，位于榜首的摩洛哥一直是绿色壁垒最低的国家，中国茶叶占有率也高达97%，自2006年以来一直高居中国茶消费榜首。
当然，这一点都不意外，前20名进口中国绿茶的国家和地区中，没有英国，也没有印度。进口中国红茶的榜单上，美国高居榜首，有11 203 000千克，紧接着是俄罗斯，英国排在第11位，有524 863千克。中国红茶类出口数量在减少，主要是因为价格涨了不少，均价涨幅高达40.10%。因为前些年红茶销量不错，中国企业跟风很严重，2011年，许多压根不生产红茶的企业也开始生产红茶了。这大约是国内恶性竞争导致，但能出口还是有钱赚。
这并不是一份多么好看的成绩单，中国茶完全是靠低廉的价格换得艰难的起步。而且，作为一个绿茶大国，绿茶在茶出口总量的比重并不特别显著，也没有征服那些传统的茶叶消费大国，只有在除六大类茶之外的其他类别中，才可以看到它们点缀市场的身影。
早在1997年，立顿就在中国百家商城系列调查中获得茶包销售额第一、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成绩。针对中国茶叶集团军不敌一家英国公司的现实，2009年9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载了汤姆?米勒(Tom Miller)的一篇文章，标题充满了挑衅意味：《为何外国人能在中国人自己的地盘上打败中国茶商》，文章说：“中国有理由为自己是茶叶之乡感到骄傲，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饮品。在中断100年后，中国最近重新从印度手中夺回茶叶大国的桂冠，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茶叶生产和消费国。但是，没能打造出世界名茶的遗憾一直令这个茶叶之乡感到失望。”
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茶叶品牌都很难和外国竞争者媲美。中国茶叶生产面临的挑战与一系列中国其他产业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产品质量问题、国内过度竞争问题、在国外市场价格提不上去和利润微薄问题，以及品牌弱等问题。引起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很简单：过度市场分割。
问题始于茶园。中国中部、南部和西部都有茶叶种植区，有大约800万茶农从事茶叶种植，但大部分茶园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茶园。把小茶园连成大片茶园的计划受到中国土地法规的制约，因为土地法规只赋予农民耕种权，不能出售土地。结果是，中国茶叶生产工业化程度远远低于肯尼亚和印度等国家。中国最富裕的浙江省是产茶大省，小型茶园超过100万个，每个占地不到0.2公顷。
对分散在各处的数以百万计的茶园进行质量监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因此中国茶叶出口商不断遇到茶叶质量不符合国外安全标准的麻烦。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售价仅为平均每千克2美元，印度茶叶的均价是每千克2.7美元，而受到高度好评的斯里兰卡茶叶均价为每千克3.4美元。
如果中国茶叶质量不能得到普遍提高，中国出口的茶叶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到好价钱。在国内，数以千计的茶品牌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市场份额细碎，利润微薄。而且，特殊茶叶并不会给中国茶品牌带来国际知名度。要想达到目的，还是要进行茶叶生产工业化并采取更为高超的营销手段。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在晚清和民国年间，就有人在讨论同样的问题。于中国而言，100年后还在谈论100年前时髦的话题，一点也不可笑。
回到100多年前，场景置换到印度，看看在那里可以发现什么。
2印度阿萨姆与中国云南，一场话语权的争夺
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马克思
云南风情画，1867年，德拉波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更进一步指出，知识不仅仅是力量，还会带来霸权。萨义德应用了福柯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把目光聚集在近东，演示了学术和语言是如何转化成世俗权力的，确切地说，是西方如何用话语霸占了东方。
萨义德在《东方学》的开篇，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为这句话直接作注解的，便是1910年6月13日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在英国众议院的演讲，正是这篇鼓吹占领埃及的演讲稿，让萨义德感受到了知识与力量的关系。当为英国占领埃及的必要性进行论证时，在他心目中起支配作用的权力主要不是与军事或经济力量相连，而是与“我们”对埃及的知识相连。对贝尔福而言，拥有一个关于文明的知识意味着了解这一文明从起源到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当然，也意味着有能力了解这一过程。知识意味着超越一时一地，超越自身的局限，意味着向遥远的、陌生的领地的推进。而作为认识对象的东西自身是脆弱的，经不起细察的。这一对象乃一“事实”，尽管它自身也像其他文明一样通常都经历着发展、演变或转化，但从根本上，甚至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是稳定不变的，对这样一个对象拥有这样一种知识意味着去统治它，对其施加权威。权威在此指的是“我们”否认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按照我们所认识的方式而存在的。对贝尔福来说，埃及本身是否存在无关紧要，英国对埃及的知识就是埃及。贝尔福根本就不否认英国优于埃及，他之所以要求人们不要谈论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因为知识这一压力使得孰优孰劣之类的问题似乎微不足道。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940.不仅埃及如此，即便是中国、印度，对英国而言，也没有什么区别。
萨义德说：“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法庭)，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教学大纲)，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东方被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
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上，东方文明一直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制性扭曲和改造，西方将一切非西方的文明都视为认识的对象、表现和描述的客体。他们认为这些非西方的客体没有能力表现自己的文化，缺乏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故需要西方的文化再现其文化。也就是说，东方文化要确立文化自我，要先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确立。
把东方文化纳入到西方文化帝国的版块中，西方总在与东方文化的对立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因此没有东方文化就没有西方文化的优越感。西方文化在再现东方文化中获得了自我，就像拳王泰森需要站在一个婴儿面前才能够表现很强大的力量一样。
那么，站在西方的角度，“东方首先必须被认识，然后必须被入侵和占领，然后必须被学者、士兵和法官们重新创造，这些人将古代东方被遗忘的语言、历史、民族和文化重新发掘出来，用作——在现代东方人的视野之外——判断和统治现代东方的工具”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