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威廉逊说：“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干下去。”麦克法兰认为，中国茶叶的适时到来，正好适应了英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并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
麦克法兰的第二个依据是，茶叶改变了英国的社会阶层，尤其是下午茶会和茶馆的出现，几乎起到了重塑英国文明的作用。英国的饮茶风气最先在上层社会的贵妇中传开，然后被中产阶级妇女所接受。
在英国早期的酒馆和咖啡馆里，只能看到男人的身影，英国妇女还曾发起过抵制咖啡的运动，她们认为咖啡带坏了英国男人，让他们彻夜不归。但茶叶不一样，性情温和，适合妇女和小孩。手握茶壶的女人就好比拿着刀剑的武士，参与的人只能屈服于她。这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第三个论据，茶叶帮助了英帝国的扩张。
关于茶叶造成的影响，英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为了一壶小小的茶叶，中国文化几近毁灭”；另一种是“茶叶在英国的作用如同蒸汽机一样重要，它帮助英国人度过危机并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对上述两种说法，麦克法兰持赞成的态度，他认为茶叶对英国的战略扩张尤其是军事上的意义非同小可。
在18世纪20年代英国人广泛饮茶之前，英国仅有北美、西印度殖民地及部分对印度和远东的贸易。而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的殖民地不仅囊括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拥有了非洲的很多地方及南美洲、印度等地，真正成为日不落帝国。
对茶叶的需求影响了海上贸易，也影响了皇家海军、商业资本、银行和信托系统。它促进了英国商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其在亚洲区域密集的贸易网络，让英国势力强大无比，为他们在东南亚和喜马拉雅山麓争霸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周宁在《鸦片帝国》中也总结了茶在四个方面对英国产生的影响。周宁.鸦片帝国［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其一是在国民体质方面，茶有效平衡了英国人的饮食结构，为英国人的多酸性主食——面包——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多碱性的佐餐饮料。
其二是在家庭伦理与社会意义层面上，茶的温和促使了人的温和。英国人之前深受酗酒之害，在很大程度上，是茶陶冶炼了英国人的性情，维护了道德。一个家庭的下午茶有助于他们完成必要的亲情仪式，带来和谐。诗人库柏用诗描绘了喝茶为英国人家庭生活创造的温馨和谐的世界：拨旺炉火，紧闭门窗，
放下窗帘，围起沙发，
茶壶的水已煮沸，咝咝作响，
沏一壶热茶，又浓又香，
轻松而不沉醉，心神荡漾，
我们迎来一个安详的晚上。欧洲第一幅茶画，基歇尔，1667年从家庭生活到社会交往，茶扮演了重要角色。茶会与咖啡馆一样，扩大了公共空间，促成了一个市民社会的诞生——这点正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要素。
其三是茶促使英国人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和文化仪式。英国人生活中的下午茶点与茶会，是生活高度精雅化的表现。从饮茶使用的瓷器、客厅的餐桌到茶园的装饰，布置都非常讲究，喝茶的文化意义大于生理意义。
最后是茶在英国现代文明史上的经济政治意义。东印度公司通过垄断中国的茶叶生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富可敌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的代名词，为英国之后推行殖民政策，完成了必要的财富积累。
就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喝茶成风时，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危言耸听地说，中国从欧洲商人那里得到白银，给他们的却是成千上万磅使人疲软无力的茶叶，从而使欧洲衰败。事实证明，他错了。而中国政府控制茶叶的想法却是明智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会带来战争，并导致中国从此走向衰落。
考虑到中国对茶叶的绝对控制权，英国不得不寻求到其他地方种植茶树。英国本土的茶树种植一直不成功，英国派遣的植物猎人把茶种带回英国后，悲观地发现英国的土壤根本无法种植茶树。后来茶树在印度阿萨姆种植成功，英国人用了与清廷同样的手段，他们企图通过茶叶来控制西藏，另一轮的茶叶贸易与政治战争，从沿海转至内陆，在喜马拉雅山麓展开。
2白银流失的恐慌
通过茶叶，大清赚到了不少银子，这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但因为鸦片，大清丢了不少银子，这就引发了清政府强烈的关注。
远在1729年，雍正就下了一道禁烟令，明示鸦片为违禁品。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华书局，1991：513.这份禁令只是针对国内从事鸦片买卖的人，而不是普通的吸食者，也与经营鸦片的外商无关，属于内禁范畴。惩戒措施主要为：贩运鸦片枷号一个月，然后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判死缓，从犯则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这一时期，鸦片进口量还很少，主要用作药材，税收也不多，每百斤税银三两，再加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
到了嘉庆年间，清政府发现鸦片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小，于是，不仅增加了对国内吸食鸦片者的惩戒，还增加了对夹杂鸦片的外来船只的惩罚，这一时期清政府采用的是内禁与外禁的双重措施。日本学者井上裕正研究发现，从雍正到嘉庆中期，鸦片问题都与民俗民风有关，鸦片连同赌博、奢侈、邪教等被视为人心从恶的一种劣习，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必须从严加以禁止。井上裕正.关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鸦片问题［M］//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历史编写组.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6390.许多官员把买卖鸦片等同于加入外教罪处罚。从雍正后期到道光年间，鸦片问题变得迫切，主题便直接切入到白银流失的问题上。
外国人拍摄的中国鸦片吸食者早期关于白银流失的争论，主要围绕以广东十三行为首的洋商用高纯度的纹银(马蹄银)换低品质的鹰洋(西班牙银币，后称墨西哥银币)而造成白银流失的问题。许多官员对洋商发难，要求他们采用“以货易货”和“以洋银易货”以减少或杜绝国内纹银流失。江口欠雄.鸦片战争后的银价政策及其挫败［M］//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历史编写组.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91114.“十三行”是清政府授权的外贸机构，成立于1687年，由清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改制而来，主要由粤海关的富裕商人组成，代表清政府履行海外贸易职责，具有唯一性特征，高度垄断了各种进出口的货物。关于“十三行”的著作很多，以20世纪30年代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最为著名。十三行的洋商办理出入口许可证，需要20万两银子，且财务之间需要相互担保，是晚清从商最高级别门槛。十三行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两个福建人——伍浩官和潘启官。
十三行组织结构为：两广总督和广州巡护(权力机构)——十三行洋商(中层代理、担保)——本国和外国商人。1759年，乾隆下令外商交易必须在广州，故这里成了对外贸易的唯一地。负责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在华设有管委会，这个管委会若要买卖货物，必须与十三行对接。
清廷“银子可以控制”的认识，就是建立在十三行高度垄断对外贸易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只要在贸易层面上加以限制，就能控制住银子流失。但其后随着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入，清廷内部的许多官员发现，把罪责推给十三行是不对的，鸦片走私才是导致白银外流的元凶。
尽管程含章和包世臣分别在道光三、四年提出白银流失与鸦片有关，但当时白银流失问题的严重程度不足以令道光重视。只有皇帝觉得自己的钱袋子出了问题，他才会积极介入。于是就有了弛禁派和严禁派的那场著名争论。
1836年(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率先发难，他上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和《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00203.，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