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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自此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的市场。后来因为俄罗斯窝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罗斯人在边境抢劫，乾隆曾三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市场，分别为1762—1768年、1778—1780年、1785—1792年，加起来有15年之久。这15年里，大清对俄罗斯进行了贸易制裁，外禁皮毛输入，内禁茶叶输出，使俄罗斯至少损失了500万卢布。
19世纪的恰克图1750年，乾隆就点出了俄罗斯的死穴：“俄罗斯地虽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须仰给内地。且其每年贸易，获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国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
清代研究俄罗斯的著名地理学家何秋涛也谈到，他写《朔方备乘》是为了达到“知夷制夷”的目的，为大清抵御沙俄侵略提供全面的依据和参考。谈到中国贸易的时候，他高度总结为八个字：“彼以皮来，我以茶往。”回顾中俄两国的贸易史，会发现确实如此。
根据郭蕴深在《中俄茶叶贸易史》中的记载，1672年，东西伯利亚向中国输出了13 000张貂皮，但带回去的茶很少。1692年，俄罗斯一支私人商队从中国带回去300箱茶叶，这比以往增加了不少。18世纪初期，毛皮是俄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占其对外贸易总值的80%以上。1728年，俄罗斯一支商队带出了210万张毛皮，在北京销售了100多万张松鼠皮，20万张银鼠皮，15万张狐皮，10万张貂皮。
1755—1762年年间，俄国进口了6 000普特普特，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是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的茶叶，主要是白毫、珠兰和绿茶，进口了5 000~7 000普特的砖茶。1762—1785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出的茶叶近3万普特，占清朝全部出口商品总值的15%，茶叶成为继棉布之后的第二大出口产品。1789年出口茶叶为46 997普特，1799年出口茶叶为52 343普特，1800年出口茶叶达到69 580普特。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3738.茶叶贸易让西伯利亚这个贫寒之地变得富裕起来，茶叶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了恰克图俄国商人财富的重要象征。苏联学者西林说：“每个商人都只用茶叶来炫耀，他们把来客没有见过的各种类的茶叶一种接一种地拿出来给他喝。”
茶叶贸易让恰克图成为著名的北方小镇，生意兴隆。“恰克图”来自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1774年，俄国商人有488人，行会人员有908人。1800年，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征收了715 364卢布的关税，占俄国全国关税的20%，一个恰克图的收入抵得上俄国三个省的收入。
华中茶叶加工，主要销售俄罗斯，19世纪70年代1785—1792年，乾隆的闭关让俄国人不得不付出三四倍的价格去购买其他国家商人贩运来的茶叶。1普特中国茶价值11卢布，而西欧运来的茶却要52卢布以上。
19世纪，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超过了棉布，占据了中国商品对俄贸易的头把交椅，成了十足的硬通货。1820年，西伯利亚总督彼兰斯基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销往俄罗斯的主要是白毫茶，1812—1817年，中国对俄白毫茶年平均输入额占中国年平均对俄贸易总额的60%，1818—1824年为75%，1825—1831年为86%，1832—1838年为89%，1839—1845年为91%。俄罗斯进口白毫茶的数额在19世纪40年代占俄进口茶总额的2/3，剩下的是销售给西伯利亚当地喝的砖茶。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4647.
压制砖茶，主要用于边销或卖给俄罗斯，19世纪80年代到了1844年，恰克图贸易达到鼎盛时期，俄国成为对华贸易的第二大国。买卖城有1 500~2 900名晋商，共96家店铺，19世纪中叶，店铺增至150家。这里繁荣的茶叶贸易吸引了美国商人的到来，他们感慨地说：“白银和黄金支付货款的三分之二，白银和黄金都跑到中国商人的大钱柜里去了。”
1791年，乾隆下令粤海关全面禁止俄罗斯毛皮进口：“朕闻外洋夷地与俄罗斯相连，近年俄罗斯因未通贸易，北边一带稽查严紧，私将海龙、黑狐等项皮张货物，由洋船贩至广东售卖，恐该关税课充盈，或由于此，俄罗斯需用内地大黄、茶叶等物，刻不可离。若私贩皮货至粤，自必易换该国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为闭关，仍不能全行禁绝。”《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67，乾隆五十六年，乙巳条。
俄罗斯皮货贸易恰克图市场被关闭后，粤海关就成为俄罗斯与华贸易的唯一通道。乾隆仅仅凭借一份海关报告就能看到问题所在，充分说明了开通唯一进出口通道的好处。
关闭恰克图市场，俄罗斯的支柱产业——毛皮产业受到重创，又因为得不到茶叶，西伯利亚出现乞讨之人，三次闭关差点让俄国人与中国人打起来。但1788年，他们还是罢免了袒护肇事者的总督，1789年处理了枪杀中国人的卡伦巡兵案，1791年，他们低头认错，要求开市。乾隆也卖了个人情，1792年，恰克图市场重新开放。
尚在1770年，乾隆谈到缅甸与俄罗斯的区别时，他说，“缅匪情形，本与俄罗斯不同。……若缅匪与畜类虫蚁无异，茹饮秽恶，回与人殊。并非急需内地之物。即向来交易，彼亦无大利可图，且其境与洋通，诸货尚可购之海舶。虽不通商。实不足以制其死命。”
在尼泊尔入侵西藏后，乾隆也提出限制对其输出酥油、盐巴。
乾隆的贸易制裁政策，其实是从解缙的思想发展而来，只不过前者是收，后者是扩而已。要制人于命，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自己能控制(提供)他人需要的物资(茶叶、大黄)；二是要有可以控制的渠道。
于大清而言，陆路尚可严加控制，但控制海路却显得力不从心，海路呈现更为复杂的特点。从乾隆关闭宁波海关也可以看出这一问题。
从顺治到康熙，大清有两次影响巨大的禁海政策，第一次是为了防范盘踞台湾的郑成功，第二次则是担忧沿海居民和海外华侨交往带来不测变化。朱雍在《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里分析说，乾隆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其实与康熙的担忧有相似性，乾隆关闭宁波海关的动因，恰恰是担忧宁波会造就又一个澳门出来。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当时浙江提督武进升汇报说，前来求通商的英国人，不仅有汉语流利的洪仁辉，还有广东籍的中国人，最关键的是还有40名没有发辫的澳门小厮。这40名小厮引起了乾隆的警觉，他要求两广总督杨应琚详查此事。据杨回报，澳门是民番杂处之区，内地居住澳门的人，大凡都是生意人，没有剃发之事，跟随英国人到宁波的那些小厮，实则是番人。大清对澳门失控，要是再出现一个澳门，势必带来更坏的影响。
1756年8月4日，乾隆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要是来宁波的外商多了，宁波又会成为一个市集。他对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说：“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疑，但于此复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1757年2月25日，乾隆帝给喀尔吉善的上谕里写道：“浙省宁波虽有海关，与广省迥异。且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紧要。”乾隆给两广总督杨应琚的上谕又在重复：“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乾隆于1757年下令关闭宁波口岸，说要保证广东口岸利益，不见得是真心话。因为贸易所创造的利益，并非天朝所看重，否则何来“闭关锁国”的政策？闭关之后，才有1758年的英国使团访华。
1841年1月，浙江巡抚刘韵珂给道光的建议中，谈及开放宁波的坏处，他担心败坏民风的思路与乾隆大致相同。
对俄罗斯的控制正是陆路与海路双轨进行，在陆路闭关不成后，乾隆关闭海路最终导致俄罗斯就范，达到了贸易制裁的目的。尽管其中有俄罗斯皮毛的作用，但对大清而言，这无非是再次强化了茶叶、大黄可以制夷的观念。
这段历史会让人联想到之后的鸦片贸易牵扯出来的茶叶问题，只是时过境迁，大清再不是那个盛气凌人的大清。当晚清再次重提以茶黄制夷的时候，尽管也采取了封关禁烟的政策，但等待他们却是船坚炮利的英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