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有理  

　　在18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乔纳森?斯威夫特制订出一项计划，可使世上百姓免受苦难。那时，还没有人想到，两百年后，在一个被标榜为“现代”的世纪，人们会将所信奉的“进步、理性和高效”的理想转化为工业化大屠杀。斯威夫特说，如果人们按照他的建议行事，穷人的孩子将不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过饥饿、偷盗、乞讨的生活，成为国家的负担，他们的未来不仅自己将不再担心缺衣少食，反而还可以为成千上万人的口粮以及部分的衣服尽一份力。斯威夫特为这个目标制定出计划，为了描述现状，他列举出统计数据，有不断增长的穷人数量，有分摊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国民收入，以及最后得出的一个不成比例的数额。

　　最后，他提供如下解决方案：“我谨建议如下，供民众考虑。从我们计算出的12万儿童当中留出2万留种继续抚养，其中只需四分之一是男孩即可。……剩下的10万儿童，可以在他们还是一岁婴孩时卖给上流社会人士。在此建议母亲们，在最后的几个月内给孩子喂足母乳，以保证他们被端上宴会桌时又肥又嫩。一个小儿可以做成两道菜招待朋友，如果只是家庭用餐，那么一臂或一腿就能解决一顿饭菜，以胡椒和盐佐餐，则存放四天后煮吃仍佳，尤其在冬天。” 

　　紧接着，斯威夫特列举了以儿童做原料对商贸、餐饮业和皮革业产生的一系列积极后果。他还就道德问题做了思考——堕胎和杀婴案将有所减少——这都有利于他的建议。在演讲的最后，斯威夫特总结道，他的动机无非是“通过繁荣贸易，安置儿童，救济穷人，也为富人找些乐子，实现国家公益”。

　　《一个小小的建议》无疑是斯威夫特最著名的讽刺作品，它那令人毛骨悚然之处恰恰在于，这个在西方道德观的背景下根本无法想象的方案，是由理性的推论一步步得来的。斯威夫特以统计数据为证明大屠杀合理性的科学依据，并辅助以道德上的考量而预见了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工具理性将把所有道德降到最低，这理性虽然尚能让行动者确认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却不能限制任何非人性的行动了。

　　现代社会的历史已经出现过对社会隐患的极端解决办法，至于它们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可以以“犹太问题的终极解决”为例，通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犹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虽然我们从土耳其、德国、柬埔寨、南斯拉夫、卢旺达、达尔富尔或从种族清洗的广大领域内得知，即便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极端的解决办法仍然始终是一种选择，但是，人们还是倾向将此类谋杀行径理解为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的“特殊事件”。

　　然而，20世纪的社会灾难却无比清晰地表明，种族清洗和大屠杀并非是偏离了现代社会的正道，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可能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诞生。如此看来，类似屠杀犹太人这样的社会事件并不是“文明的断裂”或“向野蛮的倒退”而是现代社会为了建立秩序和解决社会隐患而采取的手段。米歇尔?曼在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中指出，种族清洗和大屠杀，虽然它们由于采用了古老的暴力手段而在表面上显得不属于这个时代，实际上却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伊斯兰恐怖主义，它表现了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反应，虽然是负面的，却与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

　　齐格蒙?鲍曼在他对“秩序的辩证法”的研究中指出，为什么屠杀犹太人事件从未成为社会学的系统研究对象，第一，因为它被视作“犹太史”的历史事件，被当做现代社会的一个病理问题，而非“正常”问题；第二，因为屠杀犹太人事件起源于一系列危险因素的不幸组合，而这些因素就单个来看，都并非特别敏感，通常可以通过调整社会秩序而被安抚下去。就这样，社会学者们觉得心安理得，再也不想系统性地研究犹太人事件。这也许意味着，将大屠杀理解为对现代性潜能的“测试”，可以对社会文化架构和运行机制做出新的阐释。鲍曼于是提出一个怪论：“屠杀犹太人事件为人们理解社会学提供的启发，要比社会学为屠杀犹太人事件能提供的解释要多。”因此，他主张，将屠杀犹太人事件看作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实验装置，从中可以发掘出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非实验性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被观察和验证的”。

　　汉娜?阿伦特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了类似集中营这样的现代性机构所具有的系统性社会理论性的特征。集中营表明，在极权社会的暴力举动的事实当中，占据稳固地位的是特殊理性。从外部观察，这样的理性是无意义或者错误的，但在参与者看来，它们却属于一个完整的意义体系。社会科学的阐释方法无法遵循这样的特殊意义体系，因为它们奉行的是理性的行为模式。

　　历史学在此遭遇的困难尤其特殊，它总是将这些在现代看来根本无稽的事件硬要当做具有意义的来研究。这是因为，历史学遵循的是人文理性观，这个理性观注重的是对于先前的历史文化状况能够感同身受地注目和观察，它的大本营是文化乐观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观。面对现代社会的暴行，这种理性观就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它面对的现实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