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恐惧引发的种族清洗

　　“我记不清是哪天了，人们都说，总统死了，他是我们的父亲。图西族人马上就逃走了，到处都能见到房子被烧。父亲的死让我们愤怒，战争开始了，图西族人遭到屠杀。”

　　一个参与了20世纪最短暂、也是最耸人听闻的大屠杀的人这样说。1994年4月至7月，卢旺达有50至80万人遭到杀害，大多数死者是图西族人，卢旺达的这部分国民在短短13周后只剩下原来的四分之一。受害者还不仅是图西族，那些指责谋杀行为的胡图族人、与图西族联姻的胡图族人以及由于另外的原因被胡图族视为叛徒的胡图族人也遭到杀害。

　　事实表明，存在于这两个种族之间的种族差异主要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所拥有的更优越的社会地位要归功于殖民者对图西族的更高评价。在大屠杀之前的一些年里，胡图族人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感转变为一种受威胁感，最终激化为对图西族完全的敌意：不知不觉地，在占人口大多数的胡图族人看来，自己面临遭到图西族发起的种族屠杀的威胁，他们觉得必须全力自卫，阻止他们想象中的图西族毁灭胡图族的计划。1994年4月6日，当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乘坐的飞机被击落，大屠杀便爆发了。

　　“飞机坠毁后，人们说，我们的父亲死了。我们爱自己的族人，我们爱父亲，他死了，所以我们震惊极了。我们以为自己完了。人们说，敌人开始袭击了，我们必须自卫反击。”

　　另一个屠杀参与者这样说。显然，这两个人都能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意义：面临致命的袭击，他们必须自卫。对图西族的谋杀绝大程度上是由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的普通民众执行的，军方、高官和行政人员大多只是下达指令和分发黑名单。谋杀者的人数达到六位数，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武器是事先被发到手中的弯刀。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这场种族屠杀之前，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矛盾和杀戮便层出不穷。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种族的社会关联并未严格隔绝，恰恰相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融洽地混合在一起，相互联姻，共同工作，结交朋友。那么，为何种族屠杀会一触即发呢？因为，胡图族人已经对威胁有所感觉，以上引述的两个胡图族人的话就说明了这点。完全有可能的是，杀人者自己都未意识到自己产生这种感觉的更深层原因。

　　两个胡图族杀人者都把对总统的谋杀视作完全私人的事件，他们将政治领袖看成类似家庭成员一样的存在，是他们的保护者、责任人，是他们的父亲，所以，对他的谋杀也是对他们的打击。按照这个逻辑，他们要拼死抵抗。事实上，假如我们从种族谋杀和大屠杀的范围论及谋杀者的动机，他们这个受到威胁的感觉不管从外部看来是多么空穴来风，在主观上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两个种族在人口比例上的悬殊荒诞地将威胁的主客体颠倒过来——胡图族占卢旺达人口的90%，人们还是觉得自己必须发起攻击，以自卫和保护他们的家人。就这样，由于一个虚幻的威胁，由于一种恐惧感，随着一个完全相反的预兆，出现了致命的事实。胡图族相信图西族对自己有致命威胁，这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反犹分子相信犹太阴谋  ，米洛舍维奇的追随者相信塞族受到致命威胁，是一样的。尽管这些感觉到的威胁完全是非理性的——它们的后果却是无数人真实的死亡。动机的非理性并不影响行动的理性，犹太大屠杀就为威廉?托马斯的定理提供了最令人不愿接受的例证： “当人将某个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对后果就必定造成真实影响。”

　　不分男女老幼的大屠杀

　　越战中，美军多次屠杀平民。最为世人所知的是那次棉兰的大屠杀，受害者几乎全部是妇孺和老人。这是越战中最严重的屠杀事件之一，其当事人受到多次法庭调查。但受到审讯的当事人都认为自己是在杀“敌”，这在审讯记录中得到最荒诞的体现，比如下例：

　　答：我用M16冲锋枪对准他们。

　　问：为什么？

　　答：因为他们有可能攻击我们。

　　问：那是些儿童和婴儿？

　　答：对。

　　问：他们有可能攻击你们？儿童和婴儿？

　　答：他们可能会有手雷。他们的母亲有可能向我们扔手雷。

　　问：婴儿也会吗？

　　答：是的。

　　问：母亲们是把婴儿抱在怀里吗？

　　答：我想是的。

　　问：婴儿想攻击你们？

　　答：我每时每刻都警惕着他们是否可能发起攻击。 

　　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陈述荒诞透顶，简直一派胡言。但若是分析参加越战的美国士兵的心理，便能发现，当事人之所以产生以上极端的感知，是因为他们对于丛林作战没有准备，无法应对越共的游击战，从而造成行为参照的缺失，丧失控制能力，于是将自身所在的整个行动空间视为具有威胁性。在不少越战老兵的口供里，都出现了婴儿会攻击他们的臆想，显然，原因在于，他们感觉到了越共的威胁，却不清楚威胁来自何方。来自不可见敌人的威胁使很多士兵产生混乱，无处不在而又不知何处的危险导致了控制力的完全丧失和行为的错乱——对于掷手雷婴儿的臆想证明了这种草木皆兵的感觉。根据这种感觉，只要非我同类，就可能是伪装的敌人，就要不择手段地予以消灭。

　　越战的军事策略不受常规战争规则的限制，通过“搜寻与消灭”、“自由射击区域” 以及测算战斗果实的“清点敌尸”战略，屠杀平民成为战斗的组成部分——这种行为也许被视为令人遗憾的事故，而决不受到禁止，这进一步加强了士兵的迷茫无措。这些战略将平民和敌人混为一体，如此看来，将婴儿也当做越共，就显得不那么匪夷所思了。不加区分地屠杀，目的在于使得屠杀者能更好地掌控局面。

　　越战中产生臆想的绝非仅限于直接参与战斗的士兵，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对于战争未预料到的灾难性进程也产生了非理性的认识，例如，他们认为，越共的战斗人数将有耗尽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就将是美军取得军事胜利的最后时刻。正如当时一位观察家所写的，美军参谋部的指挥们和总统顾问们这时都在“做梦”，无法对于自己的行动后果做出任何现实的判断。

　　为了预测出胜利日期，美军采用了“清点敌尸”的方法，这样便可预先算出敌人的有生力量何时会耗尽（根据西贡的统计数据预测，将在1965年底）。“清点敌尸”战略导致了不分男女老幼的大屠杀——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清点死亡人数，其情形就像某个美军军官嘱咐手下的那样：看见孕妇尸体，要算作两人。

　　历史学家总是在既成事实之后寻找原因，在行为甲和结果乙之间搭建一种逻辑因果关系。而上述这类事件表明，结果乙往往完全出乎行为甲本意。村庄里的士兵和西贡的指挥官遵循的是不同的思维，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不同。以为根据尸体数量就能预测战争结束日期的狂想导致了战场上的暴力升级，士兵们纯粹为了“清点敌尸”而杀人——这类事件，就是隐藏在诸如“暴力升级动力”这样抽象概念后面的事实。实际上，在极端的情境下，如在感知威胁时，特殊思维将起到催化作用，推动人的行为及其后果——而即使是当事人本人，事后面对结果，也会不认识自己 ，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费解。

　　在有关越战臆想的另外一个例子里，美军认为丛林里存在着南越军队的总指挥部，必须找到并且消灭。这个臆想一方面来源于美军始终无力战胜在军备和人数上都处于劣势的越共的事实，另一方面来源于美军以为敌人会和他们一样以同样方式思维。出于这样的想象，美军决定施行轰炸，他们以为可以用焚烧和破坏丛林的方式找出实际上并不不存在的越共总指挥部。在此，美军同样是试图获得概览全局的能力。但是结果却是，自从那张照片的发表开始——照片上，被烧伤的小女孩潘金菊光着身子哭着逃出燃烧的村庄，全世界的舆论都开始反对美国的越战。这个结果当然完全不是美军当初的意图，而它却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未来走向。

　　越战也对敌人的经济状况造成了打击，由于美军对越南的错误想象，大约有80万吨的炸弹被投在越南，这个数量超过二战所有战场所承受的轰炸总数。而美军为了清理丛林而使用的有毒药剂也给越南人民留下后遗症，影响了好几代人。

　　在所谓“冷战”当中，越战是最荒谬、创伤最严重、恶果最持久的一次战争。其后果至今不仅深入影响到越南社会，在很多方面：道德、军事、经济，以及民众对总统所制定的政策的信任感层面，这次沉痛的失败也同样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越战当中，美方之所以会有这样矛盾举动的原因都出自心理：对于打赢这场战争的幻想其实与害怕丢脸的心理密切相连。无论约翰逊还是尼克松，都曾经公开宣称，他们不愿成为第一个战败的美国总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于是美国尽全力拖延越战，力求不败——即使他们已经不可能打胜。包括大名鼎鼎的睿智人物亨利?基辛格在内的美国政府智囊团，他们与大多数军方领导人物一样，创造出一个虚拟空间，他们在其中分析所感到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他们像歌德诗中的巫师学徒  那样，越来越深地陷入惨败。

　　这些高层负责人都具有一个特征，即拒绝把那些与他们的期望不符的信息当回事。最初，他们觉得自己完全不可能被一个越南这样的——他们称之为“第四等”的——国家战胜；接着，他们不断高估美军的能力，也高估南越；最后，惨败越是明显的时候，他们越是固执地坚信幻觉。在此，我们所熟知的消减矛盾的心理机制又起作用了——这不由让人联想到类似的伊拉克战争，而这也恰恰说明，消减矛盾、群体思维  和自我高估这些心理现象在影响我们的行动时所起的作用要强过历史经验。当感知到危险时，这些心理都是适应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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