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未消失过的大屠杀

　　“我吃了你妈！”

　　环境历史学家非常偏爱岛屿国家，尤其是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岛国。当这些岛国由于距离太远或者航海条件有限的原因，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近乎为零时，外界对它们的发展和灭亡的影响也同样近乎零。所以，这样的岛国就如同一座实验室，在可以掌控的条件下这样或那样发展着，而其中发生灾难的可能性也不小。

　　因此，复活节岛对于环境历史学家而言简直就是一片乐土。它距离最近的大陆，即南美3500公里，大约在公元900年前后开始有波利尼西亚人居住。波利尼西亚人擅长制造航海的独木舟，也是航海的高手，他们的国家有长达500年的发展和繁荣。虽然复活节岛的生态条件不像波利尼西亚人居住的其他岛屿那样极其理想，却也足以养活2至3万人——这是一个为数不小的人口量，他们分归11至12个氏族，分别有自己的头领。

　　在岛上，原来有21种棕榈树，其中两种尤其巨大，可以长到30米高，很适合用来建造房屋和独木舟。岛上还有25种鸟，而且除了田里的庄稼，鸟、海豚和当年被一道带到岛上来的田鼠都是岛上居民的口粮。

　　复活节岛的昌盛期是在公元1500年前后，在这段时期，岛上建筑的数量达到最多，到18世纪，建筑总数已经回落到这个数量的30%。复活节岛实行的是神权政治，具有与神灵同等地位的氏族首领身兼最高祭祀的职责，和波利尼西亚人组成的其他社群一样，氏族首领充当着神与人之间的媒介，调节着存在于各氏族、首领与普通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复活节岛具备一个中等程度的人间乐园所具备的一切，但是，当18世纪第一批欧洲人到来这个岛——其中就有库克船长  ，他们见到的简直是一片超现实主义的景象。岛上完全没有树木，甚至也没有人烟，库克在1774年写道，零星的几个岛民“又矮又瘦，充满恐惧和悲哀”。除了田鼠和鸡，岛上也没有其他动物。岛上遍布着几百座石阵，其中不乏巨型雕塑，而大多数都被摧毁了，这景象尤其古怪。这些石雕很多长达大约六米，重约十吨，最大的长21米，重270吨。

　　在一个采石场，人们发现大量石雕的半成品和已待运输的成品。岛上居民是用什么办法移动这些巨型石雕并且将它们立起来，是一个谜。显然，岛上已经没有木材，没法用于架构石像。今天，人们认为，这些巨型石像是被视作氏族和首领的象征，代表着高贵的地位，它们一度被当做竞赛的手段，看谁能造出最强悍的石像。岛上残留的历史数据也表明，几百年来，这些石像的尺寸在变大。

　　考古再现表明，海岛居民—这尤其与他们不知疲倦的制造石像有关—对他们的生态资源进行了致命的掠夺。看来，公元900年前后，第一批波利尼西亚人登陆，他们就立即开始砍伐树木，最晚直到17世纪。我们不知道，那个伐倒岛上最后一棵树的人脑子里在想什么，也许，他只是觉得有这个必要，根本没有再多考虑。当棕榈树数量还很多的时候，这些木材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做饭的燃料、烧制木炭、建造房屋和独木舟，特别是充当运输和竖立石像的架构工具。

　　总之，贾雷德?戴蒙德 写道：“复活节岛上出现了整个太平洋地区最极端的破坏森林现象，即使在全世界，也没有这样严重的例子。它对岛民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燃料和野生食物的消失，经济作物的产量也下降。……没有大木梁和绳索之后，石像的运输和竖立都被搁置下来，航海独木舟的建造也停工了。”在一个与世隔绝，渔业几乎无望的岛上，这样的资源匮乏是无法弥补的。岛上本就风力巨大，一旦砍伐森林造成土壤流失，就会使得农业也越发艰难。而且没有木材就没有燃料，在冬季，岛民们只好燃烧最后的一点植物和草来取暖。这些转变甚至影响到死者：没有木头，尸体无法火化，于是死者都被做成木乃伊或者被埋在地下。

　　显而易见，生存机遇如此缩减的情况必然造成对剩余资源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而且是在各个层面：口粮、建材、技术和象征表象方面。假如要举例说明人类不仅仅只是靠食物活着（尤其在缺乏食物的情况下），最好的例子就是复活节岛上的居民。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文化实践的自主化，它使人们即使面临自我毁灭也在所不惜。这也算不得是复活节岛居民的专利，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羞耻感甚至可以让人死在一所着火的房子里，因为他们耻于光着身子冲到大街上去。诺贝特?埃利亚斯曾多次描述，情感的过度参与如何阻碍了人们对事件保持距离，进而影响人们采取挽救措施。他写道，17世纪初，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死于一场发热，“因为他太长时间坐得离火盆太近，而他之所以被烤得太热，是因为他找不到那个负责拿走火盆的仆人”。

　　正如在前一章所表现的那样，人们的决定取决于他们对情形的感知和阐释，在此，我们也可见到，即使存在着更好的解决办法，人们还是可能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就像菲利普三世的例子一样。即便涉及自身的生死存亡的时候，文化、社会、情感和象征等因素所起的作用也常常大于求生冲动。现实中的类似事件，我们只要想想自杀性袭击就能明白。

　　菲利普三世和复活节岛上的居民所遵循的参考标准使他们无法看到自己的困境。似乎是他们所具备的文化感知觉模式阻止了通往其他解决办法的途径，似乎当事人完全看不到自己还能做什么。这样致命的阻断是可以通过训练和纪律有系统地培养出来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受过操练的军队中，战役规则使得步兵可以让自己一动不动地被杀死：“士兵们一言不发，一成不变地行进，一排一排地听任屠杀，这样的屠杀往往会持续数小时。据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军团里的步兵说，在伯罗的诺，他们在直接射来的炮火里站了两个小时，‘这期间，他们队列之中唯一可以感觉到的动作就是死者的扑倒’”。 

　　换句话说，在所有上述情况下，人们感到的问题，根本不是自身生存受到威胁，而是那些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流传下来的、与地位和命令相关的行为准则可能遭到破坏——这种威胁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当事人看来，他已别无选择。人们就是这样成为自己生存技巧的俘虏。

　　这也非常典型地反应在人们固守的一些策略上，它们在历史上虽然已经过时了，却仍然长期束缚着人们的活力和想象力。例如堡垒，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连同交付他们任务的军事首领不断地修建这种建筑，他们却看不到，无论战争的手段还是战争的动机或形式都早已使堡垒成为多余。加农炮的改进和它们具有摧毁力的射程使得人们围绕堡垒修建距离越来越远的外部防线，在安特卫普，人们以距离中心堡垒九英里为半径，修建了一圈防线。这种不断扩张的防御结构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所要保护的城市本身根本没有这样大，被保护的城市反而受到其防御设施的限制。此外，驻军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护堡垒——由于兵力分散，当敌人决定放弃进攻堡垒而去攻击更加有意思一些的目标时，人们毫无抵挡之力。历史上也有记载，在明知兴建中心堡垒徒劳无用的时代，人们还是去建造它们。人们就是固执地抓住那些曾经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取得过成功的既有经验不放。

　　在权力与暴力的关联中，还有一个未被当事人注意的主要因素，就是那些以暴力相威胁或施行暴力者所拥有的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社会学家海因里希?波皮茨用以下简单的事例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它：在一艘游轮上，躺椅的数量大概是乘客数量的三分之一。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总有足够数量的乘客有其他活动，躺椅足够乘客使用。但当有新的乘客上船时，情况就立即有了变化。人们开始想办法在自己不使用躺椅的情况下也霸占住它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合作，人们在不使用躺椅时，请求另一张躺椅的使用者帮他守住“自己的”座位。对于另一张躺椅的使用者而言，这也是有好处的，就是在他不使用躺椅时对方也会反过来帮他守住座位。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得利群体和一个（数量甚至更大的）吃亏群体。得利群体的人可以利用组织上的有利条件，它来源于共同利益和随之产生的合作关系。与有利条件相对立的是单个乘客，他们想坐躺椅而无力满足这个需求。单独的需求加起来并不会形成组织上的有利条件——尤其因为，没有座位的人没有比有座位的人更高明的合作模式。

　　通过一个简单的组织上的有利条件，权力产生了——它可以任意扩展，比如，看守座位的乘客又造就了第三群人，为了保持秩序，这些人可以在特定时段使用躺椅，虽然他们并不是躺椅的所有者。这个例子引人入胜之处在于，那些吃亏者并不知道自己之所以吃亏，是由于别人利用了组织上的有利条件，从中取得了权力。他们知道的，只是自己没有躺椅坐，他们感受到的，也许是愤怒，而正是情感阻止了他们去发现造成自己不利的真正原因。

　　我们再将视线移回复活节岛，这个例子恰恰生动地说明了，问题被感知的方式对于人们的决定有多么重要。它还进一步表明，人们感知到的问题可以变成真实的矛盾，最后被迫以暴力解决。复活节岛的文明终结于一场可怕的战争，由砍伐森林导致的能源匮乏最终造成了剩余岛民的自相残杀。人们在岛上发现了带有牙痕的骨头，还有（为了取得骨髓）被敲碎的骨头。复活节岛末期的食人现象不仅有考古上的证据，也是复活节岛民口头流传的重要内容。生态的毁灭不仅造成了土壤的流失，也导致了文化的衰亡。

　　1860年左右，复活节岛上的军队首领推翻了部落首领和高级祭司的统治，岛上的氏族分成了两大敌对阵营。为了防身，很多岛民躲进洞穴和地道。人们不再竖立新的石像，竞争者制好的石像也被推倒和摧毁。原先用来当做石像基座的石板都被用来挡住洞穴入口。其中一个阵营用以自卫的战略措施是挖一道深深的壕沟，半分岛屿，以和对方达成对峙。岛上文化的最后一项技术革新是用黑曜岩造成长矛的矛头，提高武器的致命性。简短地说，整座岛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可怕世界，绝大多数人毫无生存机会。按照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的说法，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纯粹的战争，它先是摧毁政治，接着摧毁文化，最后是消灭生命。

　　未受任何外部影响的岛屿上的实验结果是，人类把自己当做最后一种资源全部耗尽。战后生存下来的少部分岛民，在18世纪大多被秘鲁商人当做奴隶贩卖。1872年，岛上还有111个居民。在复活节岛，对人最大的侮辱就是冲他喊：“我吃了你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