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富尔——第一场气候战争

　　“先是飞机出动，飞过一个村子，寻找目标，然后再飞回来扔炸弹。用于空袭的飞机是俄国制造的四个发动机的安托诺夫An-12，这种飞机原本不是战斗机，而是运输机，没有弹道和任何投弹装置，‘炸弹’由炸药和霰弹混杂制成，装在陈旧的油箱里。飞机的后部装卸台在飞行时是敞开的，他们就在飞机上将‘炸弹’放在地板上挪移到那里，然后推出去。这些自由落体的简陋炸弹，从军事角度看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它们根本就不能进行目标轰炸，但是对于固定的民居目标，它们却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军队的每个士兵在接受过一点点训练之后就可以操纵这些炸弹，它们被当做专门对付民众的恐怖武器。一旦安托诺夫运输机击中了目标，战斗直升机和米格轰炸机便随之而来，用机关枪和导弹攻击所有大型目标，例如始终未受到战火破坏的学校和仓库。目标很清楚，就是彻底摧毁。” 

　　空袭之后，暴力仍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用马匹、骆驼或丰田越野车装备起来的牧民武装部队将村子翻个底朝天，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杀死尚存的村民。

　　2003年7月，西部苏丹的达尔富尔种族屠杀就这样开始了，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所听说的这场发生在“阿拉伯骑兵”和“非洲农民”之间的种族冲突，在日益关切的注目下，渐渐显现为一场政府对人民的战争，而气候转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人种上看，达尔富尔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聚居之地，阿拉伯人一般令人联想到游牧的生活方式，而非洲人则令人联想到农民。更加复杂的是，土著阿拉伯人和那些19世纪才迁入的阿拉伯人又区分开来，后者主要是传教士和商人。正如社会学家杰拉德?普鲁尼所言，奴隶贩子和象牙贩子加入到这些可谓殖民性质的外来精英集团之中，他们征服了达尔富尔，与土著的阿拉伯人平起平坐。虽然这些人是外来的征服者，他们最终却与当地的土著融为一体，时至今日，他们还保持着特权阶层的地位。

　　因残暴而声名狼藉的牧民武装部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矛盾重重的达尔富尔，扮演着介于土匪和听命于政府的打手队之间的角色。这支民兵组织招募路匪、退伍军人、被赦免的罪犯、失业的年轻人以及“与‘非洲’邻居因土地发生冲突的年轻族裔，大多是较小支的阿拉伯族裔”。这些人得到的酬劳如下：“一个步兵每月79美元，如果他有一匹马或者骆驼，则每月117美元。识字的军官每月最多可以挣到233美元。” 武器是发到他们手上的。

　　和十年前的卢旺达一样，充满民族仇恨而进行大屠杀的凶手绝不是一时冲动行事，他们是“组织严密、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群体”。至今已有20至50万达尔富尔平民成为他们手下的牺牲品，最晚从1984年达尔富尔发生的大饥荒开始，这里的暴力便与生态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前文所述，达尔富尔的人口一部分是定居的农民（“非洲人”），一部分是游牧民（“阿拉伯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已有大约70年的历史。土壤的不断流失以及牲畜存栏数的增加使得这矛盾有增无减。 30年前的和平时期所提倡的现代化观念和对这些矛盾的法制化处理破坏了传统的矛盾化解和调停方式，却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新规则。于是，这30年来，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当地，哪怕只是发生了一丁点冲突，人们都会马上拿起武器。

　　在发生旱灾的1984年，定居的农民为了保住有限的收成，禁止“阿拉伯”牧群进入他们的领地，而“阿拉伯”牧民的牧场由于旱灾已经不存在了。由于受到封锁，牧民不能再走传统的游牧路线，牲畜无法到达有水草的牧场。为了继续向湿润的南方挺进，他们开始强行通过被封锁的地区袭击那些按照传统习惯焚草肥田的农民，因为他们焚烧的野草正是绝望的牧民所养的濒临死亡的牲畜的最后一点口粮。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气候导致的变化成为矛盾冲突的导火索。欠缺的雨水—在达尔富尔的某些地区，降雨量在十年之中下降了三分之一—使得北部地区不再适合放牧，迫使牧民迁往南部地区，他们从前只是半游牧半定居，而现在变成了完全的游牧民族了。此外，旱灾还导致了大量的难民，人们不得不建造难民营来收容他们。8万饥民流离失所，来到难民营。而达尔富尔政府采取了一项应对措施：宣布这些难民来自乍得，将他们大批驱逐出境，这项举措被称为“衣锦还乡”。

　　与此同时，急剧上升的人口（每年增加2.6%）导致牧场和土地被过度使用，也成为矛盾不断升级的动因。有关土地和水源的问题，传统上向来由调解会议解决，调解会议由政府支持的第三方来主持。但在1989年的军事政变之后，在巴希尔将军的统治下，达尔富尔开始实行另一种政治。自此以后，在政府支持下，越来越多的牧民武装介入到冲突之中，传统的解决矛盾的方法遭到摈弃，冲突升级，暴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今日的达尔富尔对立双方，一方是政府军和牧民武装部队，另一方是20个反抗组织，错综复杂的局面令当事者和观察者都无法看清全局。最重要的反抗组织“达尔富尔解放阵线”成立于2003年2月，它首先主张的是达尔富尔的独立，继而很快便决定代表整个苏丹的解放意志，将自己改名为“苏丹解放运动”。另外一个重要组织是“公义平等运动”，同样以削弱喀土穆的政府力量为目的。 

　　“苏丹解放运动”的游击队员袭击了Al-Fashi机场，导致了本章开头所描述的苏丹政府的强烈反应，达尔富尔战争就这样拉开序幕。阿拉伯族裔的游牧民趁苏丹政府军对达尔富尔的村庄进行扫荡的机会，霸占土地和牲畜。在愈发激烈的冲突过程中，喀土穆政府解除了极力主张协商和解的北达尔富尔州长和西达尔富尔州长的职务。政府军不加选择地轰炸村庄，动用牧民武装部队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在政府的支持下，这支民兵组织进行了种族屠杀，除了期间零星的几次斡旋和停火协调外，战火未曾停息过。暴力演变为持久的形式，政府和反抗力量都无法获胜，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对双方曾真正希望缔结和平。在这期间，对平民施暴的不再仅仅是牧民武装部队，还有政府的正规军和反抗组织。

　　达尔富尔的残暴战争造成巨大的死亡人数，它不仅显现出气候战争的特征，而且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持久战争，对于政体脆弱而混乱的非洲国家尤其具有代表性。在下一章“明日杀戮”中，我们会说到未来的内战与古老的国家间战争的区别，即未来的内战中，作战双方都无意结束战争，相反，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他们都尽力拖长战争的期限。人们关注的是暴力市场和暴力经济—在以种族问题为主要矛盾的表面下，存在的是非国家性质的不拒绝任何暴力的贸易空间，其中进行着军火交易、能源交易、人质交易和国际救援物资的交易等等。显而易见，没有哪个施暴者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意。因此，任何企望缔结和平的努力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种破坏。

　　联合国环境署（UNEP）2007年6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中对达尔富尔的情况总结如下：在达尔富尔，由环境引起的问题和人口的过度增长为发生在种族边界上的暴力冲突，即“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提供了条件。这意味着，由生态原因造成的冲突被人们理解为种族矛盾——甚至当事人自己也这样认为。生态的失衡导致了社会的衰落，但是大多数参与者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眼中所见只有袭击、掠夺和致命的暴力，也就是一个“他们”群体与一个“我们”群体的敌对。

　　此外，联合国环境署还冷静地断定，如果苏丹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仍像今日这样得不到改善的话，那里就不可能达成和平。目前，旱灾、沙漠化、雨量降低和森林砍伐成为苏丹生态条件的特征，简言之，那里已经缺乏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而这状况还会因气候的变化而日益严重。由生态问题通往社会矛盾的道路可不是单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