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与战争

　　就目前所有的例证看来，气候变化的后果并不会威胁到国家的领土安全，也不会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至少暂时不会。随着饮用水的匮乏，食物产量的降低，健康风险的升高，以及因土地消减和洪灾所造成的生存空间的受限，受损害的首先是人们的生存环境。国内的暴力纷争、内战、种族屠杀和移民都来源于此。

　　下面我们逐个来加以分析：

　　自从《发展的界限》出版以来，以及自从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以来，人们便开始在国内和国际政治平台上讨论诸如土地减少和能源短缺等生态问题。而与生态论坛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生态问题引起的社会后果至今无人讨论。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有关水资源战争以及有关特内里费岛、直布罗陀、安达卢西亚和西西里海岸越来越多难民的讨论，才隐约指出，气候变化也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后果，而要想理解这些问题，仅仅关注气象的变化和冰川的融化是不够的。

　　直到最近，由于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境内牧民与农民的矛盾冲突，以及卢旺达和达尔富尔的种族屠杀，人们才意识到“生态—社会”这层关联。但我在此必须清楚地指出，简单的因果解释是完全不够的，暴力冲突总是源于多种平行的和不同步的发展变化。然而，诸如国家解体、暴力市场的出现、驱逐国民群体等等引发冲突的事件，均是由于生态问题和水土资源的流失而加强和加速的。土地盐碱化使得耕地和可耕地进一步减少，引起人口流动，又造成更多的问题。引发暴力的直接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原有土地不能提供足够的温饱而寻找一片新牧场或者一片新田地的举动，进而导致了群体和群体间的争斗，生态环境的恶化本身并不是暴力的直接原因。  类似情况还有今后将频繁出现的由于原先构成国界的自然河流的干涸而导致的边界冲突。环境变化引起的国内人口流动也造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它们也是气候变化的间接暴力后果。据估计，目前全世界境内难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400万。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的安全体系面临崩溃的威胁。除了日益频繁的龙卷风、洪水和旱灾，与全世界很多地区人民生死存亡关系最密切的首先是海平面的升高。预计到2100年，海平面升高15至59厘米，将引发在诸如拉各斯这样巨型城市的大面积洪涝。最贫穷的居民将受到最大打击，一座（目前）拥有1700万人口的城市所受的洪灾，就它的后果而言，相当于摧毁整个西部非洲。而非洲的西海岸将完全被肆虐的洪灾所掌控，尤其是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安哥拉，灾情将最为严重。而这一切问题也不仅限于非洲。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州的洪灾使得几十万人流离失所，新奥尔良的例子说明，即使在稳定的社会，社会基础结构也会在瞬间遭到摧毁，应急抗灾机构可能受到严峻考验而完全无力应对。这个例子也表明，灾难情况下，社会秩序崩溃得多么迅速。

　　今天，极端的气候所导致的灾难对弱势群体的打击比以往更加严重，尤其是贫民窟的居民，他们蒙受了更大的损失，却不具备任何预防和应对能力。自然灾害往往摧毁大面积的基础设施，并产生递归效应——交通、供应和医疗卫生体系遭到长期的影响，而这些对于国家相当于再一次的打击。

　　此外，还有传染病和饥荒的问题。有关发展和矛盾冲突的研究表明，在贫穷和暴力之间存在着确切的联系。传染病的传播和蔓延的饥荒也将成为气候变化的后果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宣称，气温的持续升高将会造成诸如疟疾和黄热病等传染病的更快传播，至今为止未发生以上传染病的地区也将受到牵连。 根据目前的预测，至2100年，单单非洲南部地区的传染病地区面积就要翻一番，大约有800万人将患病。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疟疾传染至今已造成500万人染病，大约15万人丧命。 

　　而从宏观上讲，居民健康状况自然又受到水资源匮乏这个问题的极大影响。

　　今天，全世界饮用水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就是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水源的匮乏使得任何改善措施都举步维艰。气候变化迄今为止在非洲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降水的减少，尤其在西部非洲。根据预测，未来北非也将面临严重的干旱。例如，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撒哈尔地区的降雨量减少了25%，而苏丹其他地区所受气候的影响前文已经有所陈述。今天，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地流失、旱涝等极端恶劣的气候、以及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匮乏首先使得农业生产遭受损失，而这一趋势还将在未来持续下去。在前文说述气温升高2摄氏度的前提下，截止到2050年，仅非洲就将有1200万人面临饥饿的威胁，假如气温升高3摄氏度，这个数字就将会是6000万。

　　未来还有一个势必会引发暴力冲突的因素，即河流湖泊的干涸消失。

　　长期以来，阿富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从未真正平息过。其中有个原因要追溯到1998年，当时塔利班关闭了赫尔曼得河的一座水库闸门，使得伊朗的哈矛湖区水源被截断。紧接而来的干旱使湖区的三个湖几乎全部干竭，湖区周边的湿地成了一片充满沙尘暴的旱地。国界两边的几百个村庄被移动的沙丘所包围，夏季，沙尘暴使这里变为一片荒漠，而原先古老的湖泊引水渠也消失在沙丘下面。类似这样因河流上游截流而使下游遭殃的例子层出不穷，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约旦河，在那个以这条河流命名的国家，这条河几乎已经没有水了。 

　　相比之下，更加耸人听闻的现象是原先作为两国边界的湖泊的消失。由于降雨量的减少和引流灌溉工程，乍得湖的湖水面积比原先减少了95%。本来，乍得湖边有四个国家，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和喀麦隆，而现在，尼日尔和尼日利亚都丧失了湖岸。而随着人们前往干涸的湖底居住，边界冲突就产生了—比如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身为界湖的咸海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边界穿湖而过。

　　作为局部地区和整个国家的暴力冲突的结果，国内难民和跨国难民的数量都将增加；

　　湖泊的消失、河流的干涸、森林以及自然资源的灭绝将导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能源冲突；一个国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修建水库、河流截流、储存地下水）将会引起别国的问题，而这终将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

　　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这些社会后果，会产生以下冲突局面：

　　局部地区和整个国家范围内为了争夺饮用水和土地而产生的暴力冲突数量将增多。

　　除此之外，国际间关于诸如钻石、木材、石油或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贸易中，也将出现冲突。因为，如前文所述，暴力冲突具有升级和扩大化的趋势，它将引发更多的恶果，而这些恶果又要用更多的暴力来“解决”。因此而产生的难民潮规模目前难以精确预计，根据推算，2050年，所谓的“气候难民”数量将在5000万和2亿人之间，而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目前的气候难民人数已经达到了2500万。由于无法预测难民潮压力下各国的反应，也不知道导致难民潮的根本性的矛盾冲突的范围和规模有多大，它们又将继续引发多大的难民潮，所以很难预计现有形势下将会产生的社会现象。比如伊拉克战争，就产生了200万逃往国外的伊拉克难民（主要逃往叙利亚和约旦）和180万境内难民。人们曾经预测1995年会有2500万“气候难民”，这个数字在当时就已经超过了“普通”难民（2200万）的数量。

　　尽管目前看来，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发达国家在气候（以及安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可以高枕无忧好几十年，但它们终究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气候战争，或者，这样说更确切些：也许，它们将发动气候战争，只是形式与先前人们认识的战争模样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