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世界 

　　气候变化的后果被不平等地分摊在全球各个区域，现在看来，最大的肇事者反倒承担着最轻微的后果，并且还极有可能从目前的情形中渔利。反过来，那些至今对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排放未尝有任何责任的国家，却遭到了最大的打击。在发达国家，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是12.6吨，而在最贫穷的国家，人均年排放量只有0.9吨。虽然正处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在环境污染方面正迅猛直追，有增无减，全世界近一半的排放量却仍要算在发达国家的账上。季风气候变得不规律，受影响的首先是东南亚国家，洪涝灾害殃及的首先是居住在河流三角洲的居民，例如孟加拉和印度。而海平面的升高对小岛国的打击最大，例如太平洋无数的岛屿，其次是海拔不高的摩加迪沙、威尼斯和新奥尔良。相比较之下，对于荷兰这样的富裕国家，加固堤岸的工作要轻松一些，在经历了风暴袭击之后，在堪萨斯重新造林要比在印度喀拉拉邦要容易得多。

　　而当整个民族失去生存的基础——像由于气候的变化，像图瓦卢这样的岛国遭到海水淹没，因纽特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也逐渐消失时，这种相对而言的不公平就演变成了绝对的不公平。图瓦卢政府为自己的国民申请避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因纽特人在人权组织的协助下，正在进行一场针对美国的起诉，控告美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元凶。

　　目前还没有任何前景有望解决国际间的不平等，国际环境法尚在起草阶段，至今既不具备约束力又不具备责任。用以制裁那些违背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原则的行为的国际法庭也没有建立起来。要达成阻止温室气体进一步排放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措施，需要就各种条约、协议进行复杂的谈判和磋商，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措施预先考虑的往往是签署条约国家的自律——这反过来就意味着，只要一个国家违约，条约就很难或根本无法签署成功。此外，有些国家根本不愿同意那些影响其经济发展的责任条款，就像美国和澳大利亚在签署京都议定书过程中所表现的那样。

　　因此，未来急需的是一个国际环境组织，而组建这个组织的最大关键是建立起一个国际环境法庭——但是，等到这些初具雏形，恐怕全球温度已经升高好几度了。

　　各地区所分担的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后果的不均衡，所受打击程度的不同，以及抗打击能力的不同，这一切不仅说明，生活是多么不公平——而且，它们还隐含了潜在的矛盾危机，比如复杂的人权问题，比如由于气候变暖和洪灾造成的生存空间已受到危及的岛屿和北极居民实际遭受的损失。不公平还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截然不同的因果关联，而且表现在几代人所遭受的由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同打击，潜在的冲突将在各个方面爆发。

　　在上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直线上升——由此引起的后果直到现在才被认识到，而期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可是气候演变的原因不仅早在几十年前就发生了，而且，在此后的时间，问题不断升级，并且和新工业化国家的迅猛现代化相融为一体，形成全球化的局面。这是一条不归路，很难回头，在一片纷争之中，就连将排放量限制在现有水准的要求也显得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

　　而即便人们可以达到这些要求，还要面对一个问题：气候变化的结果是滞后出现的。遗憾的是，现在和未来的人们与造成这些气候变化的人们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差，即使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开车、开飞机，关闭所有的工厂，气候变化的恶果还是不可遏止。因此，要阻止目前气候演变的发展进程，这可不是一件让人非常有积极性的事情。

　　由于气候演变在各个国家造成的损失全然不同，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之间出现了不少由于这种不公平导致的争端。虽然国际上，比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全球环境基金（GEF），为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而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是否达到成效，令人怀疑。尤其叫人沮丧和绝望的是，现在和未来的人们必须克服前人遗留下来的难题，而且，恶果已然发作，而前景依旧茫然。

　　更何况，现在人们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的措施要在很远的未来才能见到成效，它们极不具备可靠性——而另一方面，人们所栖居的这个世界，环境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人们的行为和行为后果之间的时间差长达数代人，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有没有可能采取一种让人可以立即见到效果的行动，并且使人在世时便由此获益？

　　将这个问题说得再复杂一些，就是：虽然气候演变造成的后果有一部分已经清晰可见，但是，诸如炎热、风暴和强降雨这类极端的气候现象，它们的影响只是在科学论断的范畴内获得新的意义。人们不再会说：“老天真是疯了！”而只是说：“气候变了。”对于气候演变，人们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科学研究和模型，而那些由于极地冰层消融而丧失生存基础的人们，除了具体的体验外，还具备更深层的理解。他们知道自己所经历的只属于少数经验，而且都是极端情况，与诸如中欧国家这样地区的情况大相径庭，他们的经验暂时都只是被当做异类的经验罢了。

　　而对其他人而言，即将来临的灾难主要只在实验模型中显现，这一点对他们意义重大。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们这样就很难有积极性来改变自身行为或者放弃至今为止的生活方式和利益。这种情况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一样，尽管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的富裕程度和教育水准已经使得人们能够奢侈地将自己的注意力分给环境问题。但是各国的不同步发展，尤其是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奋起直追的现代化进程，极大阻挠了人们亟待发展的环境意识和对解决环境难题策略的进一步研究。

　　关于公正的论断看法在接受和容忍非西方国家经济追赶的问题上左右为难：早期工业化国家由于技术和经济上的现代化而实现了高生活水准，取得了当今和未来的优势，人们没有理由阻止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也同样完成这个现代化过程。人们在此也许会问，公正是否就意味着人人均有机会摧毁人类长远生存的根基呢？但这并非是现在所讨论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那些围绕公正主题的疑问和论断，在对有关气候变化产生后果的研究中非常重要，而且在未来将会更加具有争议性。因为今天，我们就已经很清楚地看到，那些从进一步恶化的温室气体排放中获得利益的人打着公正的旗号，目的是在现实当中不受阻挠地实现他们对现代化的不合时宜的见解；而那些丧失了生存机遇的人们则对这种公正提出抗议，他们试图寻找一处落脚，即使不能在希望的地方生活，至少能有一处安身。

　　简而言之，目前正在亚洲地区如火如荼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使我们可以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在飞速的现代化过程中，一种以资源和生存机遇为原则的理性将会建立起来，而随着同时形成的公正反差使这种理性又有可能遭到毁灭。此外，不公平和不同步的现象在社会和民主理论方面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几代人之间的不公正对于政治主体的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匹夫之力改变世界的那种感觉吗？意味着对于可能的改变我们还能有多丰富的想象？在这样的情形下，不能致力于解决民间疾苦的政治还叫什么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