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20

　　这十年，自辛亥革命始，至五四运动终，是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十年，也是思想界最活跃的十年，各种思想、主义、流派如雨后春笋一样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直接影响了中国一百年来的发展。这十年，充满了自强、斗志、生机，因此，这个时期的口号也充满了探索和战斗的气息。

　　“战则虽败，革命精神不死”、“宁死于战场，决不未战先溃”

　　——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广州发动起义。因敌我悬殊等原因，起义最终失败，但革命党人在起义中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给清政府沉重的打击，为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漫长的封建统治奠定了基础。

　　黄兴在此役被子弹击断两根手指，流血满身，幸得女中豪杰徐宗汉（后成为黄兴的妻子）及时救助，才得以生还。未等伤口愈合，黄兴便嘱宋教仁筹备了一个广州起义失败检讨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广州起义失败了，使我肝胆俱裂，五内俱焚，悲痛不能自已。……此役明知不可为而为者，迫于革命存亡绝续之交，战则虽败，革命精神不死，国魂光辉照耀古今，是所以坚持否决展期之说，宁死于战场，决不未战先溃。”从此，“战则虽败，革命精神不死”、“宁死于战场，决不未战先溃”的口号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激励了无数革命志士为革命而奋斗到底。

　　“路存与存，路亡与亡”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将已经由民办的川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随后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府州县相继建立分会，入会者达数十万人。至8月下旬发展为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势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封闭铁路公司，命军警开枪打死请愿群众数百人，次日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民众奋起反抗，保路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进而在四川全省发展为反清大起义。同时广东、湖南、湖北各界也群起响应，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

　　“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思想是1911年武昌起义时湖北各界人士提出并议决的。同年在上海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以五色旗为国旗。1912年孙中山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向海内外宣布了“五族共和”思想及其政策主张。孙中山认为，为了“振兴中华”，坚持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和国内诸民族”，共处共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对于“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

　　“五族共和”思想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在建设统一的新国家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统一；二、民族团结是以人民主权为灵魂的各族人民的民主大团结；三、在国家、民族独立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自主，与各国各民族友好亲睦，反对媚外辱国和盲目排外。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这是章太炎在武昌起义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口号，也是中国政制转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当时的“革命党”是秘密结社，与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有着本质区别。消除“革命党”是为了组织“政党”，推进中国的民主政制建设。章太炎告诫同盟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只有天下为公，才能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如果你们组织一党的政府，人心就会解体。你们并没有战斗的能力，就不要以一党之私来妨碍革命的大局。

　　然而，一度因应形势改建“政党”的国民党，其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去，其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后，国民党回归“革命党”立场，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在国民党“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成为打击目标，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

　　“尊孔复古”

　　——1914年，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加紧进行尊孔活动，大造社会舆论。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

　　过了几天，袁世凯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有人甚至发出请愿书，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曾经七次上书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竟然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又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一时间，全国上下纷纷“尊孔复古”，一派乌烟瘴气。

　　“讨袁护宪”、“拥护共和万岁”、“反对复辟，拥护共和”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复辟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极。经过3年的精心策划，袁世凯终于抛掉“民国”的招牌，把封建皇帝的皇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1915年底至1916年，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接着，贵州、广西也响应，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对帝制都抱消极态度，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2月25日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3月22日又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

　　可是，护国军仍不肯罢休，坚持要袁世凯下台；孙中山也继续发动武装反袁斗争；全国各地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要求惩办袁世凯。冯国璋接连发电报，催促袁世凯退位。袁世凯在南方的爪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相继宣布独立。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万人唾骂声中狼狈地死去。

　　“讨袁护宪”、“拥护共和万岁”、“反对复辟，拥护共和”就是在这场讨袁战争中出现的政治口号。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要口号。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向中国青年“敬陈六义”，其中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期望中国青年“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充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新文化运动始终反对盲从、迷信，反对依附、依赖，猛烈抨击由三纲所造成的“奴隶道德”，提倡“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的自主理性。对于清除奴隶性而言，这些理论工作的意义、影响更大。

　　“敬陈六义”的后五义为：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破天荒地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

　　这条全新的办学方针，与封建专制教育针锋相对，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不相背也，无论何种学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自由发展，以改变吾国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就是要打破封建专制的禁锢，网罗众家，创造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浓郁的校园氛围，并以此影响社会。

　　由于有此条件，北大不仅成为呼唤“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由此奠定了北大的精神。

　　“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新青年》提出了“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的口号。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意见。胡适的主张，着重于文体形式的改革。陈独秀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主张废除反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提倡反映现实的新文学，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要求从形式到内容进行文学改革。《新青年》从四卷一期起改用白话文，采取新式标点符号。一些新体诗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出现。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他陆续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和一些犀利的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旧礼教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完成《奋斗自勉》，其中有句话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意思是：与天共同奋斗，与地共同奋斗，与人共同奋斗，遵循自然客观规律，天人合一共同前进，才能体会到奋斗的真意和无穷快乐，是一种应天顺人，尊循自然规律的意思。不过在建国后的媒体中，把其中的三个“奋”字去掉了，意思也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