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帝国主义”

　　——1922年5月1日至6日，根据共产党的决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人，代表着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党派人士。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此后，国民党“一大”上同意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标志着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民党“一大”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口号之一。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12人，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他们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即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次大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主要内容，首次公开阐明党所领导的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国民革命，最早向群众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1926年7月4日，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中正式开始。“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14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在汽笛声中，一万多名工人手持火把，挥动着他们使用的岩尖和斧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打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俱乐部发表的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改善工人福利待遇、增加工资、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要求，限定路矿当局必须于18日9时前予以答复。同时，工人监察队在街道上巡逻，整个安源秩序井然。

　　经过刘少奇与路矿当局的谈判，9月18日上午，罢工斗争取得胜利。路矿当局同工人俱乐部代表签订了有13款内容的条约，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18日下午，俱乐部在大操坪举行大会，庆祝罢工胜利。当日，俱乐部发表《上工宣言》，路局工人当日复工，矿局工人次日早上4时起全部复工。 

　　安源路矿罢工的胜利，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在开会前夕，直系军阀吴佩孚竟下令禁止开会，工人们对军阀的无理行动，表示极大的愤慨，决定照常召开成立大会。2月1日吴佩孚派军警包围会场，到达郑州的大会代表冲破了军警的阻拦，进入会场，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开会不到15分钟，即与军警发生冲突。会后，反动军警又包围了代表的住处，监视代表行动，占领、封闭、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的会址，代表们被强迫出境。当晚，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京汉铁路全体总罢工，提出了“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从2月4日上午九时起，仅用3个小时就实现了全路数万名工人全部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京汉铁路立即瘫痪。

　　2月7日，吴佩孚终于下了毒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武汉工团联合会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力量，准备将来进行更大的斗争，于是忍痛下令复工，大罢工宣告结束。

　　“抵制日货，勿忘国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强迫北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包括租借旅顺、大连等地至1923年3月26日期满。

　　1923年3月9日，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外交牒文，遭到日本政府的无理拒绝。日本政府的强硬与霸道，激起了上海商界的愤慨，上海山东路商联会致函商总联会主张对日经济绝交，“一面由商界发起检查进口日货，一面请国民勿忘国耻，一致拒用”。3月25日，上海二百多个团体、一万余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在总商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对日外交市民大会”，通过了致各国政府、致全国国民和日本国民等通电，主张“收回旅大，并绝对不承认‘二十一条’，在未达目的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次日，发动了五万余人参与的“国民对日外交游行大会”，高举“不承认二十一条约”、“收回旅顺大连主权”两面大旗，沿途经过的各马路商店也悬挂书写上述字样的白旗，游行民众高呼“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勿忘国耻”等口号。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党的“一大”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广东考察了国民党及当地的革命运动，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盟的革命政党，在南方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应与其联合，共同进行斗争。马林并为此向国共两党提出了联合的建议。孙中山方面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由于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而共产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则表示，同意支持孙中山，但反对加入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在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将混乱无产阶级的思想。马林、陈独秀等人则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到岭南大学视察。孙中山先生在怀士堂向岭南大学学生作了长篇演讲，希望大学生担负起建设民国的责任，勉励青年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二三十年以前的学生，他们有一种立志，就是在闭户自读的时候，总想入学、中举、点翰林。以后还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诸君的，不是那种旧思想的立志，是比那入学、中举、点翰林、做大官的志还要更大。……现在的青年，便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发表改组国民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联合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深得广大工农和革命人民的拥护。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口号不是凭空产生的，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但反袁斗争、“护法”运动都因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和提不出新的战斗思想武器而一再失败。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找到了新的救国道路和真正的革命盟友，从而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925年2月20日，孙中山病重，西医和中医均回天乏术。众人一致认为，不如趁先生还清醒时，请示遗言。于是诸人便推选中山先生之子孙科、舅子宋子文、连襟孔祥熙和汪精卫，带着由政治委员会已拟定的遗嘱草稿，代表大家恳请中山先生留言。

　　汪精卫说：“我们已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可以念给先生听一听吗？”中山先生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听吧。”于是，汪精卫就把由政治委员会起草，并经众人反复讨论修改的遗嘱草稿，念给中山先生听。遗嘱草稿共有两篇，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内容是：“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之《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余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3月11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便在遗嘱稿上签了字，并于12日逝世。从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口号传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