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不平等条约”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工农商学大联合”

　　——1926年5月28日，共产党员唐澍在《工人之路》报特号上发表《国民革命的真实基础——工农商学大联合》的文章，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要求解放的中国人不只是工人、农民，还有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一般穷苦的读书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革命民众——工农商学的团结”。文章阐明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及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6月14日，工农商学联合会召集了1000余个团体、30万群众，在广州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和游行，表示拥护国民政府，誓达国民革命成功，把“工农商学大联合”的活动推向高峰。在广州各界革命势力大联合的影响下，广东省各县纷纷成立了工农商学大联合会分会。这是广东以至全国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反映了北伐前夕广东国民革命势力的空前团结，成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强大后盾。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

　　——1926年7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民众5万余人参加大会，国民政府代表主席谭延闿授印，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授旗，蒋介石发表宣言，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此次誓师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拉开了讨伐军阀、统一全国的序幕。从此，这一口号响彻祖国大地。

　　“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

　　——国民革命军宣布北伐时，奉系张作霖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与东北与华北广大地区，直系吴佩孚盘踞在湖北、湖南与河南地区，另一个直系军阀孙传芳则控制着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东南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这三支军阀总兵力达70多万。而国民革命军总兵力仅为10万多人，包括海军舰队一队，空军飞机一队。这样的兵力和任何一个北洋军阀相比较，都是比不上的。

　　所以在作战的方针上，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采取各个击破。北伐军最初的战略是首先集中力量打击两湖的吴佩孚，而对孙传芳采守势。故当时北伐军中有“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

　　“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1927年3月8日，国民政府组织20多万军民在汉口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随后，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突然，名妓金雅玉等人赤身裸体，挥舞着彩旗，高呼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等口号，冲进了游行队伍。她们都认为“最革命”的妇女解放，是裸体游行。在妇女协会的号召下，妇女摆脱买卖婚姻，放脚剪发，反对束胸，提倡自由恋爱。

　　1928年7月，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了禁止女子束胸的提案，中国传统的束胸习俗，在激进的文化健将的攻击下，在西方风气的影响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带动下，渐渐被彻底颠覆，成为禁止缠足后，妇女解放的最大一次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毛泽东在1927年3月所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针对当时“中派”所谓农会举动“过分”的言论而讲的，其本意在于告诫人民群众，革命不能温文尔雅，必须坚决彻底。

　　毛泽东写下这番话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走向失败之际，4月12日即爆发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8月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革命在中国大地开始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

　　“唱起救亡的歌，大踏步到农村去，唤起全国的民众”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清党反共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和其它地方的武装起义。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到国民党控制力量薄弱的农村、偏远山区开展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唱起救亡的歌，大踏步到农村去，唤起全国的民众”。在党的号召下，先后创立了海陆丰、井冈山、鄂豫皖、闽浙赣、中央等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7月13日，共产党员被迫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两天后，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决定公开提出制裁共产党，这标志着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和武汉国民政府性质的根本改变。汪精卫提出了“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封闭武汉的工会、农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之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纷纷脱党、忏悔甚至叛变，许多人思想混乱、迷茫、消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机。

　　“打倒新旧军阀”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于1927年8月1日凌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从此诞生了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崭新的人民军队。

　　当天上午，在南昌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又将“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并谱成歌曲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是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召开的，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没有救世主可以将幸福送给中国人，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治中国的病。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的公式，只能将中国越弄越乱，越搞越坏，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打土豪，分田地”

　　——1928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转移井冈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中国共和国的“红色摇篮”。在根据地偏远山区，经济落后，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还被敌人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毛泽东从1928年3月开始，在湖南酃县的中村，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竖起了“分田分地”这一革命旗帜，这个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主要宣传口号之一。“打土豪，分田地”最根本的实质就是为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口号不仅表明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深刻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独特见解，为他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深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1928年，在井冈山时，毛泽东以中国民间通俗的语言风趣地比喻说：“我们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专拣软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句口号，从此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对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将来如何打仗时说：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是集中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啃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总之要割掉。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外，把官兵、枪支、弹药都夺取过来，这就叫打得赢。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