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

　　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

　　——在1934年1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报告，明确提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削弱富农，与消灭地主”，并强调“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中心”之一，应该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其中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农民（大约25%）缺乏耕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有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化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政策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既是路线也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根据苏区廉政建设的需要，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下达了《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等一系列条例和指令，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工农检查机关——工农检察部，设立了控告局。与此同时，加强舆论监督，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专门开设 “反贪污浪费”专版“红板”宣传正面典型，开设“黑板”披露贪污浪费行为。不仅如此，苏区政府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从中央苏区工农检察部控告局设立第一个举报箱后，各地苏维埃政府纷纷效仿，举报箱遍布大街小巷。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1935年）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意思是说民族大众的东西才有时效性，才会被老百姓认同，流通才有生命力，比如我们的民族品牌，像丝绸锦缎、陶瓷、茶叶等，都是老百姓用了说好，再向外推广，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近年来，这句话成为中国文化输出时最常用的口号。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在《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和“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参加“最广泛的反日民主统一战线”，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提出了“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基本形成。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源于田汉与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影片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马来西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西亚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不到长城非好汉”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众将士登上万里长征最后一座主峰——六盘山主峰，面对西部的高天白云，清朗秋气，再凝望阵阵南飞的大雁，毛泽东一抒胸中情怀，写下词作《清平乐六盘山》，以闲远欢欣之气眺望又要开始的新的征战。毛泽东在此心情是放松的、高旷的，以古“长城”二字融入了当代生活的精髓，借指长征的目的地， 并以此来形容英雄好汉战胜逆境乃区区小事，哪怕经历万千日日夜夜，也不足道哉。中国共产党、红军，是维护祖国统一的中流砥柱和好汉，他们是中华大地上的万里长城。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年12月9日，是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日寇预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这实际上是实现日寇图谋已久的“华北特殊化”，使华北五省全部沦入敌手。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北平临委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学联组织北平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12月9日早晨五点多钟以敲钟为号，各大学的学生冲出校门，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越来越大，广大市民也纷纷加入。一场震惊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是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这一伟大转移所作的高度评价，出自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在《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到长征有什么意义时写道：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1936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华北，上海文艺界为响应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文化界275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继而，在文学艺术各部门相继提出了“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爱国作家，都来创作抗日救国的作品，把文学上的运动集中到抗日反汉奸的潮流里去。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适时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革命作家的希冀和要求。

　　“逼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对日推行退让妥协、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反蒋抗日”的策略口号，即组织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军事集团在内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宁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实现全国一致抗日。同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策略上实行的一个重大变化，它有利于团结愿意抗日的一切力量。后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就是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方针的胜利。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句口号最早产生于1936年的陕北。当年，在“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中国丢了东北数省，东北军也被调往黄土高原，与西北军一起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在此情况下，红军将士喊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对唤醒无数为日本人卖命的敌伪军的良知，掉转枪口共同抗日，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抗日结束后，在这句口号的感召下，无数国民党军队纷纷投诚，为新中国的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策略思想，其战略战术思想的主要原则之一。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的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指出：“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1957年11月18日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撰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阐释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具有两面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成为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1937年1月，党中央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毛泽东推荐林彪担任校长，他自己则亲任抗大政委和教育委员会主席职务，显示出了对我军院校建设和军事人才培养工作的极端重视。这年上半年，毛泽东专门为抗大的教员们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并针对有的同志不安心教员工作、想上前线打仗的思想状况，强调“教员是干部的干部”，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尽管抗大处境艰难，但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抗大总校不仅继续坚持开办，而且八路军、新四军还在各根据地创办了12所分校。毛泽东为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并在1938年3月、6月和次年5月，三次重申题词内容，使之成为以后各时期、各类院校的教育方针和校风，对我军军事院校建设起到了长远指导作用。

　　“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争生存、争人格的唯一出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争生存、争人格的唯一出路！”“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等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并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揭开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

　　“拿热血换取民族的独立自由”

　　——此为1937年7月15日中共提出《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发表后流行的口号。由于日军的侵略直接威胁到蒋介石集团的政权和利益，危害美英在中国的利益，国民政府被迫对日作战。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有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7月17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发表的《抗战宣言》正式拉开了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战序幕。

　　其后，在八年抗战中，该口号被反复引用，成为战争期间最具号召力的经典口号，其悲壮之态溢于言表。

　　“当汉奸者杀无赦”、“当了汉奸，不得好死”

　　——此为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对叛国投敌者的警告口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全面抗战开始。1938年，汪精卫叛变，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汉奸，并于1940年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极力充当卖国贼。“当汉奸者杀无赦”、“当了汉奸，不得好死”等口号反映了广大的中国民众对汉奸的痛恨和对祖国无比的热爱。

　　“要种族不灭，惟抗战到底”

　　——1937年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在此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在全国上下一片抗战救国的热潮中，南京国民政府同意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在泾阳县云阳镇大操场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大会由邓小平主持，朱德宣读了《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将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第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广东省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简称为“新四军”。“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就是新四军成立后，全民踊跃加入新四军时流传的民谣口号。

　　“曲线救国”

　　——“曲线救国”一说产生于抗日战争期间，就是采取直接的手段不能够解决，比如正面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话，能力不够，就只好采取间接的，效果可能慢一些的，发动军队及以外的各界人士和力量，或者从侧面迂回牵制干扰的策略，一点一点地争取和保卫胜利果实，有时候可能还要放弃一部分已经得到的东西，但斗争的大方向不变。

　　但是，当时国民党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也诡称为“曲线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