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增订版）

　　“（钱）穆年七十时，已患青光眼，目力日衰，终至失明。但一向下笔千言，字甚工整，极少改订，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故仍能撰述，惟不能亲改，必赖夫人诵读，口授订正，是以仍能著述不辍，最后出书曰《晚学盲言》，虽云自谦，亦属纪实。”在《钱穆传》一文中，历史学家严耕望如此描述他的老师、天才史家钱穆先生晚年失明后的学术生活。此文已收录于世纪文景近日出版的《治史三书》增定版一书中。

　　1990年8月30日，钱穆去世，享年95岁；9月6日，74岁的严耕望撰写万字长文《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纪念恩师；4年后又将《行谊述略》一文改写为2万字的《钱穆传》，刊于台湾“国史馆”编印的《国史拟传（第五辑）》（1995年6月刊）。后此文版权归台湾商务印书馆所有。为丰富《治史三书》增订版内容，便于读者深入了解前辈学人的治学为人之道，世纪文景特购入此文简体版权。

　　据了解，世纪文景之所以要推出《治史三书》增订版，是因为今年恰值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诞辰100周年。关于严耕望，同为钱穆弟子的历史学家余英时有过这样的评价：“他的规模弘大承自（钱穆）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耕望是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严耕望生于1916年，安徽桐城人，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专治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正是在武大学习期间，他与老师钱穆相识，此后师生情谊延续近半个世纪。

　　对他的这位学生，钱穆也是敬佩有加。1973年6月，他在一封给严耕望的信中写道：“大陆流落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最能说明严耕望“朴实”、“淡泊自甘，寂寞自守”、“潜心学术”的例子有二，其一是他的《唐代交通图考》。他在1984 年写序言时说，已为此书“付出三十七年之岁月”。用余英时的话说，“像《唐代交通图考》这样的大计划，在西方或日本都只能出之于集体实践之一途，即由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指导一二十个助手分头进行。现在耕望则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了”。

　　第二个例子即是《治史三书》。用大陆史家虞云国的话说，严耕望之所以著述此书，是因为“他发现包括钱穆在内的前辈大师述作尽管繁富，‘但教人治学的文字并不多见’，而‘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故发心撰述。”

　　两岸三地历史院系公认治史入门首选

　　《治史三书》由《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以及《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等三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原先都是“为后学现身说法的小书”：其中，《治史经验谈》出版于1981年，《治史答问》出版于1985年，《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出版于1992年；直至1998年，这三本“小书”才合并成《治史三书》。无论如何，这几本书问世后，在两岸三地大受欢迎。

　　虞云国在写给《治史三书》增订版的导读文章中提到下面这则故事：1980年代，曾有留学台湾的韩国学生抱怨说，原想掌握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岂料听到的不是美国式方法，就是日本式方法，于是台湾学者黄宽重向他们推荐了《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1987年，大陆学者黄永年收到严耕望转赠的《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次年撰文称誉这两本小书是“对后学作‘金针度与’之书”。其后十年，两书复印本在大陆研究生圈内广为流传。

　　在史家罗志田看来，《治史三书》所论诸如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的撰写与改订等问题，都是“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对初学治史者“非常实用”。

　　披露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史料

　　除了分享毕生治史心得，严耕望还通过《治史三书》回顾了包括梁启超、陈垣、陈寅恪、陈垣、钱穆、傅斯年等在内的几代大师的治学为人之道。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所说，这本书“有横有纵，既使我们亲切而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治学历程与治学经验，也披露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史料”。

　　严耕望有一条座右铭：“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在他看来，要做好治学工作，必须要有淡泊自守的生活修养，否则就会为名利所役，难成大器。正因为如此，他对大师们的回忆与评述，也同时关注工作（治学）与生活两个层面，既包括大师本人的工作与生活，也包括他本人在这两个层面上与大师们的互动。这就使得他笔下的大师甚至学术圈有了浓厚的人情味，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下，这些人情味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例如，在忆及傅斯年时，严耕望写道：“我第一次见到傅先生，他给我的印象，与外间所传的并不一样。一般都说傅先生脾气很大，很专制；我倒觉得他对人很温和，很随便，也不见得很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是1945年的事，那时严耕望大学毕业已四年，因为战事的关系，这四年中他只做了些临时工作，很想找一份不耽误学习的正职，于是毛遂自荐，大着胆子去见傅斯年，希望可以进傅主持下的史语所。傅希望他能做自己的助手，处理一些文书上的事，但严耕望自觉“最无办事能力，笔下也很凝滞”，于是拒绝了傅的提议。但傅斯年并不以为忤，并且立刻就说：“那么你就先到李庄史语所去，虽然正式的任命要等待所务会议通过，但应该没有问题，你先去也没有关系。”严耕望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傅先生很有度量”。

　　又如忆及陈垣、陈寅恪时，严耕望写道，就治学言，这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的巨擘，但在立身处世方面，“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陈垣先生则自青年时代即热心世务，“老年乃以毛为师……亦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