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讳败夸胜，在涉及诸葛亮与司马懿对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如蜀汉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复出祁山伐魏，《魏志·明帝纪》仅记曰：“三月，……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再无下文。《蜀志·诸葛亮传》亦仅记曰：“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连司马懿名字都没提到。而《汉晋春秋》佚文第36条则以近四百字的篇幅，对这次北伐作了翔实记录，将司马懿受魏帝重托，临阵却但知避战，以致诸将讥其“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仍隐忍不敢出，而终至大败，摹写得细致入微，叙事记言，栩栩如生。文繁不录。

　　又如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率众十万由斜谷出伐魏，《明帝纪》记曰：“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至八月，“司马宣王与亮相持，连围积日，亮数挑战，宣王坚垒不应。会亮卒，其军退还。”而《汉晋春秋》佚文第40条则记曰：

　　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佚文第41条又曰：

　　亮卒于郭氏坞。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葛马两次正面交锋，《三国志》皆一笔带过，以不了了之。大敌当前，司马懿或一味怯战避让，或竟千里上表请战，诡对诸将，自是十分丢脸的事。承祚讳莫如深，也就见怪不怪。而《汉晋春秋》所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的讥讽，以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民谚，至今脍炙人口。

　　而陈寿最严重的曲笔更在于魏少帝曹髦之死。曹髦不堪司马昭凌逼，欲亲讨诛之，事泄，反为昭党成济所害，《魏志·三少帝纪》但书“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其下更载皇太后令，诬指髦“悖逆不道，自陷大祸”；并录昭奏，称成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结果成济作了替罪羊，司马昭不仅无罪责，且为讨贼有功者。故赵翼曰：“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反观《汉晋春秋》，则“差有次第”（裴注语）地记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始末。读佚文第74至第77条，虽只是断简残编，而司马昭无君之心、弑君之罪，以及当事诸人的各种表演，呼之欲出，暴白于后世。对比之下，承祚之曲笔，已无可讳言。

　　而习凿齿既已对晋开基之祖据事直书，对司马氏集团其他成员更毋庸忌讳。以曹魏贰臣刘放、孙资为例，时人无不以奸佞视之，入晋犹为世所诟詈，而陈寿竟为二人合作佳传，直以正人相许。但在《汉晋春秋》里，放、资窃弄威福，乘明帝临危，惑乱君心，请以司马懿辅政，遂肇皇权旁落、魏祚移易之端，剖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参见佚文第52条）

　　还值得一提的是，凿齿之直书，对所有历史人物并无例外。除对晋氏祖宗外，他对钟情的蜀汉君臣的缺点、失误也并不回护。如他批评刘备攻取刘璋地盘，“负信违情，德义俱愆”；批评诸葛亮斩马谡，“难乎其可与言智者”（《汉晋春秋》佚文第26、32条），等等。所谓“爱而知其丑”，此之谓也。

　　可知据事直书，著为信史，正是习凿齿秉持的史德。刘知幾赞曰：“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干宝、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生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史通·直书》）刘知幾罕以“直书”许人，如余嘉锡所言：“《史通》评骘诸史，持论最严，蹈瑕抵隙，无微不至。”（《余嘉锡文史论集·读已见书斋随笔》）而其对习凿齿撰《汉晋春秋》，竟不吝以“古之遗直”相许，岂能不令人刮目！

　　3.以蜀汉为纲，以编年为体，钩沉索隐，臧否人物，足成《汉春秋》。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汉晋春秋》既以蜀汉为正统，其编年必以蜀汉年号、叙事必以蜀汉为纲，而以魏、吴附属之。如此又让人联想到《三国志》为后人诟病的另一大缺陷——“失在于略”。自刘宋初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评价“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历代学者对《三国志》叙事“失在于略”几无异词。而自清代以来，不时有人为陈寿辩护，以为简略正是寿书高明所在，其实不尽然。首先，寿书之简略，有过略之嫌。寿书无“志”、“表”已是严重不足，其记事更多见有事件而无发生时间，有时间亦常是模糊的岁、月，极少精确到日，或者记事前后矛盾、自相抵牾。清李慈铭评论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馀，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黯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越缦堂读书记·三国志》）晚近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则论曰：“陈寿《三国志》字字锤炼，过求简净，若无裴松之的注解，史实几至不明。”（《史料与史学·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批评应当说是切中肯綮的。其次，寿书之简略，远非寿倾心于简略可以一言蔽之，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未能充分占有史料。前人如赵翼等已然论及，今世学者对此更多所论列，现仅举赵云之死一例。云为蜀汉上将、三国第一流人物，而寿书对云之死期竟语焉不详：《云传》记载其建兴“七年卒”，而建兴六年十一月诸葛亮上《后出师表》已提到了 “丧赵云”等七十馀将，后东吴诸葛恪著论北伐时亦言及“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可证《后表》确然存在。陈寿与其父两代仕于蜀，对赵云之死及亮表即使无亲闻，求证又何难，何至作此错乱记录！陈寿在《蜀志·后主传》评中辩解说：“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但就在此《后主传》中，却分明载有“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故刘知幾在《史通·曲笔》篇已诘问之：“案黄气见于秭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清彭孙贻更直指曰：“三国史惟蜀为略，寿归咎亮不设史官，按寿本传为观阁令史，观阁之官即史官也，无史官何以为观阁令史？”（《茗香堂史论》卷一《三国志》）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治史之不易，首先在于史料之难求。史料是修史的基础，如若不能广博、翔实地占有史料，就不可妄自作史。他以志状为例，阐述全面占有史料的重要性说：“不读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日知录》卷十九《志状不可妄作》）志状犹且如此，正史自当要求更高。陈寿撰《三国志》并非奉敕，乃私家行为，不能充分占有史料而轻率命笔，怎能不贻后人之讥。

　　这里所要特别指出的是，寿书之“失在于略”，在《魏书》虽也有表现，如曹操军国之饶起于枣祗，成于任峻，而祗竟无传，但从总体上看，略莫过于《蜀书》，或如彭孙贻所言，“惟蜀为略”。据今人统计，《三国志》原文总为36.6万字，其中《蜀书》不过5.8万字，仅为《魏书》22万字的四分之一强、《吴书》10.3万字之太半。陈寿曾仕蜀为观阁令史、秘书郎，于故国之史简略如此，怎能不令人叹惋！据宋人笔记，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即因不满《三国志》之过略，而有重修三国史之意。如唐庚《三国杂事序》云：“往时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无足采者，此何足烦公。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坏，可更为之。’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又王銍《默记》卷中记载：“东坡自海外归，至南康军语刘羲仲壮舆曰:轼元丰中过金陵,见介甫论《三国志》曰:‘裴松之之该洽,实出陈寿上,不能别成书而但注《三国志》,此所以□陈寿下也。盖好事多在注中。安石旧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轼对以‘轼于讨论非所工’。盖介甫以此事付托轼,轼今以付壮舆也。”释惠洪《冷斋夜话》、邵博《闻见后录》、徐度《却扫编》、周密《齐东野语》等也都记录了荆公建议东坡重作三国书而后者“辞不敢当”之事。而朱弁《曲洧旧闻》亦记录：“东坡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何不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欧、王、苏在当时及后世皆极负盛名，其见解如此，亦可见《三国志》之过略，不容置疑。而略莫过于《蜀书》，正是“为陈寿所坏”题中之义。

　　而《汉晋春秋》既用蜀汉纪年、以叙蜀汉事为纲，自当以记载蜀汉君臣的活动为主线展开，用浓墨重彩书写蜀汉史事。遗憾的是《汉晋春秋》早已亡佚，不能在此与《三国志》作全面对比分析。所幸现存佚文四分之三以上条目事关三国，让我们得以窥豹一斑。正是在这一点上，又突显了《汉晋春秋》的史料价值：叙事详而明。清梁章钜有言：“按诸葛公一身事功，即《三国志》一书关键。”（《三国志旁证》卷二十一）即以诸葛亮这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为例，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后主传》的记载是：“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亮传》的记载是：“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如此而已。而《汉晋春秋》的记载则多达二百馀字，不仅概略地记载了“七纵七擒”、“攻心为上”的战事，而且记述了丞相亮“以夷制夷”、求得夷汉粗安的战略思维。尽管“七纵七擒”被后世诸多读书人所怀疑乃至轻薄，但在唐代大军事家李靖答太宗问时，却实实在在的被作为“正兵”的例证（见佚文第31条“史补”）。建兴六年诸葛亮北伐前上表即《后出师表》，《三国志》竟阙如，赖《汉晋春秋》得以传世（见佚文第34条）。建兴七年孙权称帝，汉吴约盟，《后主传》只有十五字，《亮传》无交代，而《汉晋春秋》不惜以三百馀字，记载了诸葛亮面对“议者”的反对，从三国关系和汉吴结盟大局出发，分析结盟与绝交的利害，诱导“议者”应权通变，弘思远益，从而实现了遣使“庆权正号”的过程，读之令人心悦诚服（见佚文第34条）。而建兴九年诸葛亮复出祁山，建兴十二年五丈原交兵，《汉晋春秋》的记载皆《三国志》所无，这已如上述。毋庸讳言，陈寿在《亮传》中确实倾注了对诸葛亮的无限崇敬、景仰之情，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亮传》仍不免有过略之笔，“诸葛公一身事功”并未得到充分展现。“七擒七纵”之故实、“死诸葛走生仲达”之民谚、《后出师表》之名篇等等，皆赖《汉晋春秋》得以流传。东坡所谓“《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在《汉晋春秋》寥寥佚文中已得到了很好体现。

　　除钩索、丰富蜀汉史事外，《汉晋春秋》也搜求了某些被寿书莫名漏载的曹魏重大史事。如佚文第9、第52、第74条所记内容，皆寿书所深讳，而赖凿齿以传信。《三国志》裴注引《汉晋春秋》达68条，其盛称“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蜀志·诸葛亮传注》），信非虚誉。

　　其二，《汉晋春秋》既旨在帝蜀汉而僭魏、吴，也就在体例上选择了与正统之义密切相关的编年体。自司马迁《史记》创为纪传体，班固《汉书》完善这一体例，后汉以降，“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隋书·经籍志二》）而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为达成如《春秋》一书使“乱臣贼子惧”的史鉴效果，没有采用当时盛行的纪传体，而是选择了编年体，在客观上与《三国志》体例也形成对照。这固然因为编年体可以更好地贯彻著者以季汉继后汉、晋承汉统的正统史观，亦因此体例更有利于著者寓褒贬于叙事之中，随时抒发论议，评点事件，臧否人物。南宋章若愚比较编年、纪传二体，以为“编年之法，具一代之本末，而其人之始终、事之表里则间见杂出于其间，故观者难于遽见。……必有史才，欲知去取予夺之大法，则编年之书，目熟而心究之矣”（《群书考索续集》卷十五“诸史门·编年”）。饶宗颐所谓“正统之义，与编年之书息息相关”，更一语道破了编年的旨趣。可知编年体于群雄兵争的时代，能够更好地体现正统论的书法特征：既以蜀汉纪年，所谓三国鼎立即不复存在，三国史自然就成了“汉春秋”。

　　而从《三国志注》所引《汉晋春秋》85条文字看，其中含“习凿齿曰”、“君子曰” 共15条，应当说也是一个可观的比例。这些论议随事而发，不拘一格，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史通·论赞》在谈及唐前史著之论议时，曾指出自荀悦《汉纪》以降，通病是“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若必择其善者，序其优劣，则以干宝、范晔、裴子野为最，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次之，“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验之于凿齿佚文，知幾之评，亦大体平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