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个相关的问题似需要澄清：

　　一是关于刘蜀之国号。汉末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国号汉，这不仅有《蜀志·先主传》所载即位文可证，《吴志·吴主传》载汉吴结盟之盟词亦可证，如“今日灭叡，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云云；且当时蜀汉君臣已自称其国为季汉，如《蜀志·诸葛亮传》载后主诏策赞亮“建殊功于季汉”、《杨戏传》载戏所撰《季汉辅臣赞》等。陈寿本蜀人，与其父两代仕于季汉，而其撰《三国志》，因怯于“魏称受禅于汉，自不容更有汉”（刘咸炘《三国志知意》），遂擅改其故国之名曰“蜀”，难免为后世诟病。北宋唐庚撰《三国杂事序》就批评说：“上自司马迁《史记》，下至《五代史》，其间数千百年，正统、偏霸与夫僭窃乱贼，甚微至弱之国，外至蛮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书其国号者，而《三国志》独不然。刘备父子相传四十馀年，始终号汉，未尝一称蜀；其称蜀，流俗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则其所书善恶褒贬予夺，尚可信乎！”自后主唐氏之说者，代不乏人，乃至为陈寿辩护者也坦承：“坐罪陈寿，谓命名之不正，是则然矣。”（章学诚：《知非日札》）

　　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则旨在传信于后世。刘知幾肯定其“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其正了国号。鉴于《汉晋春秋》佚文中的刘蜀国号及先主、后主称谓显然已经后人按《三国志》改窜，我们也只能从《史通》中查知真相。《史通·称谓篇》自注云：“《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其编目叙事，皆谓蜀先主为昭烈皇帝。”既以刘蜀为正统，则曹魏自被置于僭伪地步；既称昭烈皇帝，则昭明其绝不以蜀为国号。《三国志》作者为远祸而以地名易故国国号，无乃太过。若非习凿齿，承祚之谬，几乎瞒天过海！

　　二是关于正统论之“正”义。自刘知幾比较品评陈、习二书而扬习抑陈，中国史学史上的正统论争遂正式拉开帷幕，两宋时被逐渐推向高潮，元、明、清因之，聚讼纷纭，而至清末民初梁启超先生著《论正统》，提出“中国史家之谬,莫过于言正统也”以来，持续了一千馀年的争论戛然而止，此后正统论已“若无足致辨”（吕思勉《史通评·称谓》语）。然而王朝兴替的邪正之途、顺逆之理，自在人心，并未泯灭。正统论之“正”，义在于此。就汉末三国这一历史时期而言，无论言正统与否，曹氏之以强臣凌主、篡窃得国，仍为识者所不齿。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章太炎，对朱熹《通鉴纲目》多有訾议，却对其以蜀为正统独表赞同，曰：“三国以正统予蜀，持义固胜。”（《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现当代史学大师钱穆著《国史大纲》，在第四编“魏晋南北朝之部”第十二章“长期分裂之开始（三国时代）”叙及曹魏政权时，即冠以“新政权之黑暗”，而有如下论述（文中有省略）：

　　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仗的是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魏武《述志令》自称：“无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权在握，汉献亦无罪过。】必做尧、舜禅让，种种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可凭的理论。

　　乘隙而起的司马氏，暗下勾结着当时几个贵族门第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更没有一个光明的理由可说。

　　他们全只是阴谋篡窃。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对汉献帝与伏后。【伏氏与孔氏，皆两汉经学名门也。】

　　正惟如此，终不足以得人心之归向。直到五胡时的石勒，尚谓：“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

　　可知千载之下，公道自在人心！

　　关于正统论之“正”义，我在下文还将涉及，此暂从略。

　　2.矫《三国志》曲笔之失，据事直书，传信后世，贻鉴将来。

　　直书与曲笔，是史学史上一对对立的概念。中国史学自古崇尚直书。春秋时，晋灵公不君，正卿赵盾屡谏，不惟不从，反欲除去赵盾。赵盾出走，族弟赵穿攻杀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赞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董狐直笔，开史学直书之先河。司马迁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为史家直书之典范。刘知几论直书曰：“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直书》）又曰：“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惑经》）两千多年来，秉笔直书一直被奉为史家天职、良史风范。

　　然而，为自身利害考量而为曲笔隐讳、阿时媚主，也是众多史家的癖好；乃至肆为诬书秽史，以博取官位荣利，代不乏人。《史通·曲笔篇》曾列举后汉晋宋间此类现象，尖锐地抨击了若干史学名家：“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三国志》作者陈寿赫然在抨击之列。“借米而方传”，或未必然，清儒朱彝尊、王鸣盛等已有辩驳。而刘知幾之抨击，就陈寿而言，并非仅针对此一事件，主要还是为《三国志》书法而发。知幾之外，唐刘肃亦批评曰：“陈寿意不迨文，容身远害，既乖直笔，空紊旧章。”（《大唐新语·总论》）二刘言虽苛，而事出有因。清赵翼对《三国志》书法不厌其烦地进行了梳理，也不无宽容地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而回护即曲笔。

　　先看对魏国奠基者曹操的回护。亦如赵翼所言：“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两朝革易之际的书法成式，一如前引《后汉书》与《三国志》书法的对比，毋庸细述。而《魏志·武帝纪》活脱脱就是一个“回护过甚”的样本。《武帝纪》所刻画的曹操，堪称“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然而曹操其人，早年识者许劭即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目之。其后因缘际会，“以中平六年十二月起兵，初平二年七月，袁绍表为东郡太守，据兖州，以其中间攻于毒、眭固、陶谦，又为张邈、陈宫所败，六七年内，转战百艰，所获甚微。适会天子东还，遂挟以自重，方有扶义征讨之事。然则操之功业，盖因辅汉而后致，非汉已亡，待操而能存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七《魏志·武帝操》）而操一旦执政，即挟天子以令天下，威福自专，芟刈大臣，滥杀无辜，觊觎非望，种种作为，为时人及后世所不齿。孙策责袁术僭号书有云：“幼主非有恶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胁于强臣”（《吴志·孙讨逆传》注引《吴录》）。幼主谓汉献帝，强臣即斥曹操。陈琳《为袁绍檄州郡文》，以为“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魏志·袁绍传》注引），虽讨伐之辞，不无已甚，而所涉事实，并非杜撰，不然何以使曹操读之惊心，翕然而起，头风顿愈。唐太宗李世民《祭魏太祖文》，在肯定曹操“匡正之功”的同时，亦不忘责其“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刘知幾则直斥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史通·探赜》）自唐已降，学者评议曹操，除文学成就外，几乎尽为负面。如宋苏轼曰：“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苏轼文集·孔北海赞序》）；胡寅曰：曹操“功非扶汉，志在篡君，直乱臣贼子之魁桀耳”（《读史管见》卷五《汉纪·献帝》）；洪迈曰：“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卷十二《曹操用人》）故司马光编集《资治通鉴》，虽仍帝魏抑蜀汉，字里行间于曹氏多所宽借，亦不得不曰：“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可知曹操虽有篡汉之心，却未敢妄动，故终其一生，未尝一日为帝。而陈寿《三国志》不仅为曹操立帝纪，言必称公称王称太祖，而且虚誉溢美，过甚其辞。其《武帝纪》评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清王夫之论曹操父被杀而操兴兵报仇之事曰：“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遍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读通鉴论》卷九《献帝九》）如此狂悖之奸雄，寿评竟无一字訾议，曲笔回护，乃至于斯！

　　《汉晋春秋》既黜魏正统，对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吴志·周瑜传》），自当据事直书，不稍假借，惜乎是书亡佚，不得其详。所幸现存佚文第9条，有关于曹操与汉献帝关系的正面描述，可窥见一斑：

　　汉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馀内外多见诛。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辅兵入庙，令虎贲执刃挟之。操顾左右，汗流洽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这段佚文辑自《太平御览》，文极简约，却活画出一代奸雄欺君嗜杀，致使孤弱慈惠之年轻皇帝也忍无可忍；而欲行篡逆者，又终究心虚。《御览》在这段文字后，尚引有与凿齿同时代的袁山松撰《后汉书》献帝纪赞一首，其文曰：“献帝崎岖危乱之间，飘薄万里之衢，萍流蓬转，险阻备经，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观其天性慈爱，弱而仁惠，若辅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于勤王，终至滔天，遂力制群雄，负鼎而趋。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操因尧舜而窃国，所乘不同，济其盗贼之身一也。……”而袁宏《后汉纪·孝献皇帝纪》亦云：“汉自桓、灵，君失其柄，陵迟不振，乱殄海内，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刘氏之泽未尽，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汉，拜爵赏者称帝，名器之重，未尝一日非汉。魏之平乱，资汉之义，……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权，既而以为己有，不以仁义之心，终亦君子所耻也。”与《三国志》相比较，证以范晔《后汉书》及二袁之论，《汉晋春秋》的摹写就显得更为真实可信。曲笔与直书，泾渭分明。

　　再看对司马氏的回护。晋人写三国史，是否敢于直书，关键之关键是看其对司马氏的态度。而赵翼有云：“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廿二史札记》卷六《陈寿论诸葛亮》）《廿二史札记》序列了《三国志》为司马氏回护的诸多例证，而《汉晋春秋》佚文恰好提供了若干对照的样本。

　　譬如在魏、蜀兵争中的讳败夸胜。赵翼举例说：“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仓，斩魏将王双，则不书。三年，亮遣陈式攻克武都、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马懿遣张郃来救，郃被杀，亦皆不书。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交战之事。此可见其书法，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