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习凿齿的仕宦生涯及其晚年

　　而习凿齿无疑是一位冠代佼佼者，同时也是襄阳习氏在东晋时期的代表人物。《晋书·习凿齿传》云：“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江夏相袁乔深器之，数称其才于温，转西曹主簿，亲遇隆密。”据《晋书·穆帝纪》及《桓温传》，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七月，都督江荆司雍益梁宁七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征西将军庾翼卒。八月，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温本传记为“荆梁四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帅征虏将军周抚、辅国将军谯王无忌、建武将军袁乔等伐蜀。次年三月，蜀平；四月，还军江陵。又据《晋书·袁瓌传附子乔传》，乔初拜佐著作郎。桓温为辅国将军，请为司马，不就，拜尚书郎。温镇京口，复引为司马，领广陵相。温移镇荆州，乔“迁安西谘议参军、长沙相，不拜。寻督沔中诸戍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建武将军、江夏相”。袁乔在桓温镇荆不久即为江夏相，其数称凿齿之才于温，可能就在此后至伐蜀之前。史载袁乔“博学有文才”，而凿齿亦“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惺惺相惜，乔数称凿齿之才，不必定要相处、相交的过程。温、乔新莅重任，温谋伐蜀，乔力赞其成，当用人之际，荐拔自属常事。我以为这样认识是合乎情理的。果如是，则凿齿由从事转西曹主簿，应在永和二年。民国学者刘如霖著《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将“习凿齿为桓温主簿”一条系于永和二年，佐证了这一推断是可以成立的。永和二年末三年春，戎马倥偬，四月平蜀军还，论功行赏，均非荐引之良机。永和四年八月，袁乔以平蜀功，进号龙骧将军，封湘西伯，旋即弃世，其数称凿齿之才在此稍前更加无疑。目前学界多倾向于认为凿齿生年在晋元帝建武元年即317年左右，如此则凿齿时年正当二十九、三十岁。

　　《世说新语》的记载印证了这一推断。其《文学第四》第80条曰：“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笺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曰：“凿齿少而博学，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州从事，岁中三转，至治中。”岁中三转，当指由从事而主簿，由主簿而治中。年未三十为治中，正合凿齿实际。

　　桓温对习凿齿的器识是真切可感的。凿齿本传云，温尝因事对人言：“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其对凿齿之赞赏溢于言表。唐杜佑撰《通典》，这句话乃至被引用作为对主簿一职的补充描述：“主簿一人，录门下众事，省署文书，汉制也。历代至隋皆有。晋习凿齿字彦威，为桓温荆州主簿，亲遇深密。时语曰：‘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州郡上·总论州佐》）

　　但本传并未记载凿齿由主簿迁治中事，而是承上写道：“累迁别驾。”据《后汉书·百官志》，司隶校尉有从事史十二人，假佐二十五人。外十二州，皆有从事史、假佐，员职略与司隶同。治中从事，主州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校尉行部则奉引，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其有军事，则置兵曹从事，主兵事。主簿录阁下事，省文书；门亭长主州正；门功曹书佐主选用。又有《孝经》师、《月令》师、律令师等员。三国、两晋基本承汉制，而有所增益。《晋书·职官志》：“州置刺史，别驾、治中从事、诸曹从事等员。又有主簿，门亭长、录事、记室书佐、诸曹佐、守从事、武猛从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关于别驾、治中之职，杜佑《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州郡上·总论州佐》描述曰：“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别乘一乘传车，故谓之别驾，汉制也。历代皆有。”又曰：“治中从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众曹文书，汉制也。历代皆有。”可知州之佐吏，从事史有十馀人之众，而以治中、别驾最为贵显，其地位往往被认为高于郡守。据《三国志·蜀志·彭羕传》：羕为益州治中从事，“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旋以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左迁江阳太守。又《杨洪传》：洪以领蜀郡太守转为益州治中从事，在诸葛亮东行永安问疾、成都单虚的情况下，启明太子，调兵遣将，一举讨平黄元之乱。可见治中位高任重。大体上说，治中、别驾，一主内，一主外，为州刺史之左右手，职位基本相当。或以别驾可“别乘一乘传车”，不同于其它幕僚，遂显得待遇高于治中。这或许也是本传不录凿齿曾任治中，而径书其“累迁别驾”的原因吧。

　　南朝宋何法盛则记录了习凿齿曾任治中、别驾二职。《世说新语·言语第二》第72条刘孝标注引其《晋中兴书》曰：“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少以文称，善尺牍。桓温在荆州，辟为从事。历治中、别驾，……”而《北堂书钞》卷七十三“设官部二十五·别驾”条引同一书曰：“习凿齿字彦威，为州治中，刺史桓温连征，凿齿或留，所在称职。”“习凿齿，刺史桓温甚器之，在州境十年。”据此可看出凿齿在荆州幕府的宦迹。荆幕十年，无疑是凿齿仕途通达、春风得意的十年。故唐贞观时官方重修《晋书》，《习凿齿传》基本上沿袭了《中兴书》的说法：“温出征伐，凿齿或从或守，所在任职，每处机要，莅事有绩，善尺牍论议，温甚器遇之。”而凿齿对桓温的器遇也是由衷感激、尽职尽责的。“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的表白以及“每处机要，莅事有绩”的描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十年后，因为两件事，使桓温改变了对习凿齿的看法，导致了二人的疏离和凿齿的左迁、外放。

　　第一件事，《晋书·习凿齿传》云：凿齿“后使至京师，简文亦雅重焉。既还，温问：‘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见。’以此大忤温旨，左迁户曹参军。”简文、相王，皆谓司马昱。昱为晋元帝少子，永昌元年（322年）封琅邪王，成帝时徙封会稽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太后临朝，进位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翌年受诏专总万机。司马昱乃明帝之弟、成帝康帝之叔、穆帝之叔祖，历仕元、明、成、康、穆五帝，可谓皇室代表人物，故其一旦秉政，有“相王”之称。而自此以后又历哀、废二帝，司马昱始终秉政，后桓温黜废帝，他被立为皇帝，是为简文帝，故《晋书》纪事又多称其为“简文”。东晋自元帝时起，朝廷（皇室）与方镇之间的矛盾便十分突出。东晋的边防，上游在荆襄，下游在淮南。手握荆襄、淮南重兵的方镇多有所为不轨，甚至公然举兵反抗朝廷。元、明二帝时曾先后发生王敦、苏峻之乱。成帝时，陶侃继镇荆楚，都督荆、江、雍、交、广等八州军事，领荆、江二州刺史，一世英杰，忠顺勤劳，史书犹指其“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只是每思早年“折翼”之梦，才得“自抑而止”（《晋书·陶侃传》）。桓温继庾翼镇荆州，温雄武有才力，是东晋朝廷中不可多得的将领。唐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五记曰：“温在镇三十年，参佐习凿齿、袁宏、谢安、王坦之、孙盛、孟嘉、王珣、罗友、郗超、伏滔、谢奕、顾恺之、王子猷、谢玄、罗含、范汪、郝隆、车胤、韩康等，皆海内奇士，伏其为人。”如此幕府，诚可谓群贤毕至，英彦云集，亦可见桓温绝非等闲之辈。温西平成汉，北伐中原，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然温乃乱世枭雄，一旦据上流，握强兵，其“觊觎非望”之心却难像陶侃那样“自抑而止”。而在皇室与强势方镇的博弈中，从习凿齿后来著《汉晋春秋》看，他是维护中央皇权，反对方镇觊觎非望的。据《晋书·简文帝纪》，司马昱自幼不仅“为元帝所爱”，而且受到著名道学术数大师郭璞的关注：“郭璞见而谓人曰：‘兴晋祚者，必此人也。’及长，清虚寡欲，尤善玄言。”康帝时曾下诏赞美司马昱：“会稽王叔履尚清虚，志道无倦，优游上列，讽议朝肆。”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非常人物，当习凿齿出使至京师时，受到了他的礼遇，“雅重焉”。因此，当桓温问及凿齿对相王的印象时，凿齿坦率地回答：“生平所未见。”（《晋书·习凿齿传》）如此赞美之言，当然是桓温不乐闻的。温之不快可想而知，凿齿左迁也就在所难免。然户曹参军一职，《后汉书·百官志》及《晋书·职官志》皆不载。考诸史籍，东晋元帝时，王敦为镇东（旋迁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荆二州刺史，挚瞻曾为“大将军户曹参军”。桓温在平蜀后不久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此时荆州诸曹从事或改称参军，在情理之中。荆州参佐孙盛、顾恺之、王子猷等皆曾任参军之职。其后历南北朝、隋、唐至宋，设置参军之风日盛，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据《宋史·职官志七》：“户曹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受纳。”唐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时，曾以家贫奉亲为名，乞为京兆府户曹参军，在得到皇帝恩准后，上《谢官状》并写下《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诗，表达感恩和喜悦之情，而其知交元稹更为他高兴得流泪，奉和道：“君求户曹掾，贵以禄奉亲。闻君得所请，感我欲沾巾。”可知户曹参军一职，不仅职位重要，而且是一美差。当时桓温征伐不断，户曹既掌户籍赋税，不仅要维持官署运转、民政民生，而且要负责部分兵员、军需供给，故户曹参军虽不如别驾贵显，但仍不失为重要僚属。《世说新语》记录了这样一件逸事：“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座。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荆蛮，敢与大邦为仇？’习曰：‘薄发猃狁，至于太原。’”（《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僚属于“主公”座前就对方籍贯互相调笑，起码从表面看，桓、习关系并未十分紧张。

　　但桓、习之间毕竟已有心结，这从桓温对第二件事的处理可以看出。《习凿齿传》云：“初，凿齿与其二舅罗崇、罗友俱为州从事。及迁别驾，以坐越舅右，屡经陈请。温后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继为襄阳都督，出凿齿为荥阳太守。”因欲避免“坐越舅右”的尴尬而“屡经陈请”（本传未提及陈请内容，或为求升其二舅职位），致使桓温盛怒之下，超拔二罗而贬放凿齿。其实，二罗都是人才，罗崇后来任竟陵太守，晋废帝太和二年（367）曾击破前燕将军慕容尘入寇；桓豁继其兄温任荆州刺史，罗崇又助其讨破南阳郡督护赵弘、赵忆叛乱。（见《晋书·废帝海西公纪、桓彝传附子豁传》）罗友后任襄阳太守，“累迁广、益二州刺史。在藩举其宏纲，不存小察，甚为吏民所安说。”（《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注引《晋阳秋》）可见凿齿之陈请，并非全为私心，尚有举贤不避亲之义。桓温以知人见称，从其后来重用二罗看，外放凿齿显然是小题大做。说到底，这还是第一件事的继续发酵：彼此间积久渐深的了解，政治上对中央皇权是维护还是“觊觎非望”的原则分歧，最终导致了桓、习的分道扬镳。

　　凿齿左迁外放，到底去了何处，中唐以前史籍基本上皆主“荥阳”说。上述《世说·言语》第72条刘孝标注引《晋中兴书》，省略的一句便是“迁荥阳太守”五个字。《中兴书》约作于宋孝武帝时，距凿齿弃世未逾百年，该书被刘知幾称为东晋史书中之最佳者，其记东晋人和事自然最为可信。唐人重修《晋书》时，《中兴书》等十八家晋书尚存，故凿齿本传主荥阳说其来有自；而同期撰成的《隋书·经籍志》，于《汉晋春秋》及《习凿齿集》的著者皆载明为“晋荥阳太守”。一百多年后，唐肃宗时许嵩撰《建康实录》，其卷九《晋·烈宗孝武皇帝》亦记曰：太元九年，“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月，前荥阳太守习凿齿卒。”直到又数十年后，唐宪宗时林宝撰《元和姓纂》，始出现“晋衡阳太守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五十四卷”一条记录。后世所见《世说》“出为衡阳郡”之讹，或即肇端于此。按《世说·文学第四》第80条云：凿齿“后至都见简文，返命，宣武问：‘见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从此忤旨，出为衡阳郡。”刘注引《续晋阳秋》亦曰：“后以许旨，左迁户曹参军、衡阳太守。”究竟是外放荥阳还是衡阳？我倾向以荥阳为是。清乾隆时，王太岳等撰《四库全书考证》卷四十七《经义考下（史部）》云：“习氏《汉晋阳秋》，檀道鸾曰：‘凿齿以忤旨，左迁户曹参军、荥阳太守。’刊本荥讹衡，盖沿《世说》之误，今据《晋书》改。”其实《世说》唐前古本不应有误：刘注既已在《言语篇》引《中兴书》称凿齿“迁荥阳太守”，不可能在其后的《文学篇》将荥误为衡，那孝标注乃父大作也太不认真了！《晋书》、《隋书》、《建康实录》的作者皆执荥阳说，说明中唐以前人们所看到的《世说》等典籍记录皆为“荥阳”。然书经三写，乌焉成马，《世说》在传抄过程中误荥为衡并不奇怪；林宝在仓促撰成《元和姓纂》时，或所见钞本已讹为衡阳，或即林宝本人不慎致讹，皆有可能。《四库提要》就批评《元和姓纂》，以为“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并认同“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故晚近罗振玉、岑仲勉校《姓纂》，皆主“荥阳”以校正之。（《元和姓纂》卷十《二十六缉·习》岑氏校记）

　　而值得一提的是，宋本《世说》犹主荥阳说；郑樵《通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皆称凿齿为荥阳太守。（《通志二十略·艺文略第三·史类·编年》，《直斋书录解题》卷七 “史部·传记类”）郑樵为宋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为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他们于荥阳、衡阳的取舍，应当是十分慎重的。衡阳说谬种流传，实不足据。清代以降，虽有四库馆臣明确指出《世说》“刊本荥讹衡”，执衡阳说者仍不乏其人。如余嘉锡《世说笺疏·文学》第80条曰：“程炎震云：‘宋本衡作荥。《晋书·习凿齿传》亦作荥。与宋本同。然荥阳属司州，自穆帝末已陷没，至太元间始复。温时不得置守，亦别无侨郡，当作衡阳为是。’《晋书》本传作‘荥阳太守’，吴士鉴注云：‘《元和姓纂》十作衡阳。是时司州非晋所有，荥阳当是衡阳之误。’”程、吴皆为清末民初人，程云出处未悉，吴注出《晋书斠注》，程、吴犯了同一个错误。前四川大学教授刘静夫在《习凿齿评传》一文中指出：“按程、吴都忽略了当时的一件大事，即桓温北伐曾一度收复洛阳。据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载，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收复洛阳，请迁都，不许；东晋乃置司州，辖三郡：河东、荥阳、陈留。兴宁元年（363年），荥阳为前燕攻占，东晋控制荥阳约七八年的时间。因此，程、吴说当时司州非晋所有，不得置守，是不对的。而且，东晋设司州三郡时，也正是习在荆州满十年的时候，故习曾为荥阳太守应该无疑。”（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1991》）此说可谓凿凿有据。

　　综上所述，习凿齿迁荥阳太守，已无可置疑。而外放荥阳的具体时间，当在永和十二年八月桓温收复洛阳以后。凿齿“在州境十年”，此时年在不惑，春秋鼎盛，他在荥阳太守任上究竟干了多久、做了些什么，《世说》、刘注及《晋书》本传但云其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桓温“觊觎”之心，其它则略而未载。至于他何时离任，也无从详考，所能揣知的是，他至迟在兴宁元年荥阳又为前燕攻占之前离郡。

　　习凿齿又回到了故里襄阳，并从此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涯。据凿齿本传云：“后以脚疾，遂废于里巷。”从现存史料看，罢郡后罹患脚疾的习凿齿，总体上过着乡居闲适的优游岁月，并在与朋友的交往等社会活动中展示着他的才情。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卷五《捷对篇》，记载了如下故事：

　　习凿齿诣释道安，值持钵趋堂，凿齿乃翔往众僧之斋也，众皆舍钵敛衽，唯道安食不辍，不之礼也。习甚恚之，乃厉声曰：“四海习鉴齿，故故来看尔。”道安应曰：“弥天释道安，无暇得相看。”习愈忿曰：“头有钵上色，钵无头上毛。”道安曰：“面有匙上色，匙无面上坳。”习又曰：“大鹏从南来，众鸟皆戢翼。何物冻老鸱，腩腩低头食。”道安曰：“微风入幽谷，安能动大材。猛虎当道食，不觉蚤虻来。”于是习无以对。

　　据《弘明集》卷十二所载习凿齿《与释道安书》，道安来襄阳传经实由凿齿之邀，撇开萧绎禀性猜忌、以己度人的不当描述，二人之会，各展舌华，诙谐答对，应该是很愉快的，因而才成就了一段佳话。南朝梁释慧皎撰《高僧传·释道安传》就说：“时襄阳习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其先闻安高名，早已致书通好。及闻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称言：‘四海习凿齿。’安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锋辩天逸，笼罩当时”以及“俊辩有高才”的赞语，恰切地道出了这一对俗僧朋友的潇洒才情。

　　然而，前秦对东晋的战争，扰乱了习凿齿的平静生活。凿齿本传又云：“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归襄阳。寻而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襄阳陷于苻坚，在晋太元四年（379年）二月。《晋书·孝武帝纪》曰：“（太元）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郡县遭水旱者减租税。丙子，谒建平等七陵。二月戊午，苻坚使其子丕攻陷襄阳，执南中郎将朱序。”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三七《前秦录五·苻坚中》，记苻坚舆致释氏及凿齿曰：“太史奏有星见于外国之分，当有圣人入辅中国，得之者昌。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国有释道安，神清气足，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并遣求之。习凿齿以脚疾废于里巷，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曰：‘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高僧传·释道安传》亦记云：“时苻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遣苻丕南取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半人之说，总为凿齿残疾，诸多不便，不能做一全人用也。凿齿入长安后还有些什么活动，诸书阙载，度“俄以疾归襄阳”之意，可以认为他不久就又回了家乡。数年后，东晋乘淝水大败秦军之势收复襄阳，据《孝武帝纪》，太元九年四月己卯，“使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克之。”此即所谓“襄邓反正”。不久，东晋朝廷诏征习凿齿典修国史，然而未及成行，凿齿便去世了。《建康实录》亦记凿齿卒于太元九年（384年）冬十月，正当襄邓反正后不久，二书相参，信而有征。假定凿齿生年约在317年或稍后不致大误，则凿齿享年约六十七八岁。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即本前言开头所提及的习凿齿生卒年的第三种说法，出自今江西新余《梅田习氏族谱》。据该《族谱·世系总图》云：“凿齿字彦威，号半山。博学洽闻，著《汉晋春秋》五十四卷。为荥阳侯。生咸和三年岁戊子八月十三日午时。因秦王苻坚寇晋，屡以书征辟之，正直自处，不肯从召。遂携其妻、子隐寓于万载书堂山，而卜居梅田。殁义熙八年壬子，享寿八十有馀。葬分宜枣木山梅仙洞下大金星海螺形亥山巳向。”则凿齿晚年去了梅田，享年约八十四岁。但《族谱》刻印在清乾隆时，因持论与唐前典籍相抵牾，故颇有学者不予认同，而认同者考信的史料又仅上溯至明代，遂致争讼。鉴于唐初重修《晋书》主要是在臧荣绪《晋书》基础上增删，参与者多为文咏之士，竞为文藻，不求笃实，故新《晋书》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或有误芟珍贵史料，亦属可能。而族谱作为文献之一种，与正史、方志素称历史三大支柱，其史料价值往往不可低估。鉴于历代典籍散佚严重，故我以为，尽信现存典籍，轻易否定《族谱》，似亦不可取。此事还需各方学者齐心协力，钩沉索隐，孜孜以求，力争拿出更多可凭信的考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