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广州黑人族群：熟悉的陌生人

　　“广州是个大城市，有很多外国人。”2013年4月，在白云机场开往广州市区的出租车上，司机阿强指着路牌向我介绍，“这边出去是三元里、广园西路，往前走到环市中路、小北路，都是黑人的地盘。”

　　阿强说的这片地方属于越秀区，聚集着大量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客商，他们大多肤色黝黑，身形壮硕，几乎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国际贸易，通俗说就是倒买倒卖。珠三角拥有中国最庞大、密集的制造业，黑皮肤的商人们在广州林立的商贸城里穿梭，批量订购服装、电器、日用品甚至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运到非洲去卖，通常获利不菲。“因为这里的货物足够便宜，在非洲很畅销。”一个尼日利亚商人说，“我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知道北京在哪里，在我看来，广州才是中国的中心。”

　　他的中文名字叫“小吴”，2008年来中国，现在汉语说得很流利，这在广州的黑人族群里不多见。但是除了谈生意，小吴也没什么机会运用他的汉语技能，“本地人不和我们打交道。”在宝汉直街的城中村，每当夜幕降临，霓虹灯亮起，街头几乎全是黑人，宛如非洲市集。“我们晚上都不去那边，全是鬼佬。”在的士司机阿强看来，即使取个中国名字，黑人也还是“鬼佬”。这个带有歧视意味的称谓背后，是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我们的房子一般不租给黑人。”房产中介简姐说，“他们太吵，又脏，我不会讲外语，管理很麻烦。”黑人一般睡到中午才出来吃饭，下午逛市场、谈生意，然后和朋友聚会、喝酒到深夜，本地人的作息时间则刚好相反。这种此消彼长的景观，导致黑人聚居的街区被形象地称为“巧克力城”——广州人眼中的城中之城。

　　黑色爱情

　　在珠江新城附近的“Sports”酒吧，李秋丽翻着酒水单，点了一瓶红酒。“这是我最近的爱好。”她熟练地开启瓶塞，“没准儿哪天有机会做做红酒生意呢。”珠江新城地处广州的CBD（城市商区），紧邻繁华的天河北，酒吧里坐满了老外，很多人认识李秋丽，过来跟她打招呼：“嘿，萨米拉！”他们叫她的英文名字，李秋丽也热情地和对方握手、拥抱。

　　“看不出来吧，我是潮汕人。”李秋丽说，父母从小教育她，女人要以家庭为重。在民风保守的潮汕地区，同龄的女孩们通常都在家相夫教子，很少有人像李秋丽这样外出打拼。“你知道我们家乡的传统有多恐怖吗？”李秋丽说，“潮汕人家一定要生男孩。我有个表姐嫁了人，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了，还在拼命生，非要生个男孩不可。她现在一怀孕就跑去香港检查是男是女，女孩就打掉，现在已经打到第七胎了，吓死人。”李秋丽有三个弟弟，都在潮汕老家待着，“二十几岁了还活在我爸的翅膀底下。”这种“被掌控”的生活方式让李秋丽“随时受不了”。

　　所以等到去广州读大学时，她终于有机会离开父母的视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裙子能穿多短就穿多短！”李秋丽暗暗发誓，要彻底改变已经被长辈铺设好的人生轨道。“在家里我妈妈从来不让我穿超短裙，从来不让我穿吊带背心，从来不让我化妆，从来不让我做的好多事情，我到大学里都赶紧做。”她在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国际贸易，每天打扮得很摩登，在校园里招摇过市，梦想做个成功的女商人，靠自己的努力赚很多很多钱——这是当年她能想到最出格的生活，现在看来已经实现了：李秋丽在珠江新城的高档小区买了房，经营着一家电器贸易公司，晚上收工后可以到酒吧里喝酒，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聊天。

　　“只要你想改变生活，你就能做到。”李秋丽说。

　　而她生活最大的改变却连自己都没想到：嫁给了一个黑人。

　　李秋丽的丈夫大卫来自坦桑尼亚，31岁，2002年拿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广州留学，两人是在学校里的派对上认识的。黑人表达感情往往很直接，在小北一带黑人聚居的街区，中国女孩子很容易遇到黑人小伙子搭讪。“他们经常开口就问你要电话号码，或者直接说我喜欢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之类的话。”李秋丽说，她和身边的女伴都知道不能轻易答应黑人的邀请，否则被纠缠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