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镰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到，杨增新在处理新疆问题时有个原则是“认庙不认神”，这对处于乱世的新疆来说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杨镰：“认庙不认神”，有个反过来的说法是“认神不认庙”。比如袁世凯当了民国总统，我就认袁世凯，这就是“认神不认庙”。但是民国年间的中央政府像走马灯一样地换人，地方政府这样做不会引起区域的动乱吗？

　　在这一点上，杨增新看得很清楚。“认庙”就是认同中国——中华民族，新疆是中国领土，在中国治理下，新疆民生民情会越来越好；“不认神”就是不能让地方政府承担政局动荡的后果，更不能把这种负担转嫁在普通百姓身上。

　　马大正：认识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杨增新的成长经历来看。他是一个很正统的中国官吏，进士出身，长期为官，孔孟之道在他的思想深处潜移默化，有非常深厚的积累。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是一个神圣的实体。对“大一统”的追求，深入到杨增新的骨髓、血液之中，所以不管当时中国的头儿是谁，他本能地认中国、“认庙”。杨增新死于1928年的7月7日，死前北洋政府已经垮台，他正要认南京国民政府，但在这一过程中被刺杀了。

　　所以我觉得认识一个历史人物，要看历史文化底蕴对他的指导作用。

　　治疆人物：历史经验的现实借鉴

　　马大正：围绕新疆历史，有很多问题可研究，但我始终呼吁大家重视研究历代政府如何治理新疆。进一步来说，任何治理的举措都需要人去推行，那么对新疆边政大吏人物、群体的研究，应该引起更多关注。

　　事情是人来办的。任何好的政策，如果没有具体执行好，也要办砸；同样一个政策，不同的人来执行，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我个人在新疆治理研究中发现这么一个规律：清朝新疆的边疆大吏中，有能人也有庸才，有积极有为的，也有守成无为的，甚至还有乱作为的。一线官员犯的错误往往是急于求成、反应过激，造成的后果很大程度上是战术性的。而新疆的高层官员如伊犁将军、乌鲁木齐主管等，他们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反应过缓，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战略性的，产生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治疆历史人物的研究，应该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这样的著作、成果越多，我们对新疆治理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就越深。读杨镰先生这本书，就是通过杨增新这一历史人物来了解现代新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从而引发我们对当代新疆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思考。

　　程春：杨增新主政新疆的17年，是新疆安稳平定的17年；是新疆民族团结的17年；是新疆和谐发展的17年。杨增新主政新疆之初，新疆内忧外患、危在旦夕，是他把外部分裂势力挡在了国门之外；是他严禁国外宗教人员在新疆内传教；是他禁止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传播；是他倡导汉族年轻官吏学习维吾尔语；是他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捍卫了领土完整；是他兴垦荒地、利用水源、开发资源、普及教育，对不同民族一视同仁。我社选择这个选题，旨在借鉴历史经验，为治疆理政提供参考，以增强各族干部群众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信心和决心，形成推进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

　　资料为本：重视文献和现场感

　　马大正：我觉得搞历史研究，资料是基础。研究杨增新，其自述《补过斋文读》、《补过斋日记》是最根本的。杨镰先生反复研读《补过斋文读》，同时也有意识地找到了一些文献档案，以及杨增新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从文献角度来说，这本书是非常扎实的。

　　更重要的是，杨镰先生的研究注重田野调查，而且把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口述史料，充分运用到了这本书里，资料扎实的程度超过了从文字到文字研究的局限，这是本书一个非常大的特色。他刚才介绍杨增新，谈到了一些老百姓对“老将军”的朴素看法，如果没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作为基础，这些内容在文献中也不一定看得到。而没有扎实的资料基础、田野调查作为支撑，这本书可能会显得“飘”。

　　另外，我觉得这本书在体裁上也有它的特色。它不是纪实文学，是史学研究著作，但又有纪实的风格，史实很严谨，可读性又很强。这种写法并没有专门的定名，我大胆地提出这能不能称作“纪实式的史书”。这个特点很值得我们搞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学习，以后我们写传能不能也采取这种形式，可以把历史人物写得更生动、更鲜活。

　　杨镰：中国社科院强调“复合型学者”，我在工作中也强调两点：第一重视文献，第二重视现场感。之前我在连云港工作了一周，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那儿的人都非常关心丝绸之路。有一次讲座还没完，有关部门马上组织了一个去新疆的考察团，这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有些事情你想了五十遍，实地去看才能进入境界，到了现场一下子就全明白了。所以我认为要理解新的文明、认识自己陌生的地区，一定要重视文献、重视现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