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的最初几天之内，德国将军们根本就没有改变他们对苏联指挥官们的轻蔑看法，尤其是对那些在前方边境指挥战争的苏联官员们。像大多数军官一样，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也同样被苏军指挥官们肆意浪费士兵们生命的举动所震撼。在他的备忘录里，他指出：“‘来自国家领导层的审查’严重地阻碍了苏联指挥官们的行动，甚至使得他们‘害怕执行任何军事任务’。”这就意味着，“采取措施，尤其是根据实际战事的需要而采取该釆取的措施，总是常常滞后”，因此延误了很多战机。苏联坦克军队“缺乏必要的作战训练，缺乏及时有效的情报，甚至在展开攻势的时候极度缺乏主动性”。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古德里安和他的同僚们同时却也过于低估苏联红军从失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了。

　　当然，革新的过程并不容易，而且很缓慢。斯大林和他的亲信们，尤其是那些年长的人民委员们，拒绝承认他们的政治干预和简直不可理喻的视而不见是造成如此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前线的指挥官员，已经被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那些不合逻辑的军事命令所严重束缚，在战争的第一线上，他们简直感到寸步难行。而在7月16日，由人民委员会批示的“双重命令”体系，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红军的政治委员们开始指责前线的指挥官和参谋部官员，指责他们背叛国家、蓄意破坏军事行动，甚至指责他们在指挥战争中存在有懦弱的行为，以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在第二次清算运动中，最为突出的受害者是前线总指挥部的帕夫洛夫将军。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因为他曾在电话中与克里姆林宫的上级领导就具体战争部署问题发生了争吵，他认为当时上级领导所下达的战争部署命令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他要求根据实际情况调动军队，但是却被指责为是叛国的一种表现。这件事情在指挥部中引起的强烈震撼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前线的地雷工兵奉NKVD之命，向指挥部传达一个命令，目的是提醒他们注意即将发生的恐怖行动。而当他到达指挥部，面对一位将军喋喋不休的重述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些参谋部的官员们认为他是来逮捕他们的。因为这位将军一直只是战战兢兢地重述着：“我没有抛弃我的军队，我一直和他们并肩作战，我执行了上级传达的所有命令——我没有做过任何越轨的行为。”

　　就在这种近乎让人发疯的歪曲指责情况下，革新开始了。1941年7月15日，在苏军最高指挥部的朱可夫下达了命令，对“过去三周在对抗德国法西斯主义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作了“必要的总结”。而其中最为突出的结论是，因为糟糕的命令传达体系和缺乏实战性的军队编排，使得红军遭受到了巨大的失败，成为“德国空军轻而易举就能袭击的目标”。将如此庞大的军队编排为仅仅几个军团，“给军队的指挥和战略部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且我们中的很多官员既年轻又毫无实战经验”(虽然对清算运动只字未提，但是它给人们带来的阴影是无法忘却的)。“因此红军最高指挥部认为，”朱可夫写道，“有必要将集团军重新编排为只有五六个师组成的相对小一些作战单位。”当这个建议被最终采纳后，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因为它将原本设在师和集团军之间的军取消了，大大缩短了命令传达的过程。

　　德国指挥官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Ivan”（伊万）——德国人对苏联人的称呼——的实力，他们过分地低估了苏军战士们的毅力。德国军官们很快发现，即便包围他们的德军在数量上远超过他们，即便他们来自西部战线的同伙们可能已经投降了，但是苏军战士们却会继续坚持战斗到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关于这点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的第一天早晨，苏军战士们表现出了异常的勇敢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仍旧存在慌乱的情况，但是这种慌乱并非主流。苏军死守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要塞的表现最为显著。在持续一周的猛烈攻击之下，德国军队占领了许多战略要点，但是许多苏军战士在没有任何弹药和食物补给的情况下，仍旧坚持战斗了差不多一个月。一个坚持战斗的红军战士在一面墙上这样写道：“虽然我正在死去，但也绝对不会向敌人投降。Farewell Motherland（再见了我的祖国）。20/VII-4l。”这面墙现在仍被恭敬地保存在莫斯科的武装力量中心博物馆里。那些在这场要塞防御战中因为受伤而被俘的红军战士们一直被关在纳粹党战俘集中营中，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才被释放出来，而这些人是从未被苏联政府提及的。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这些人不但没有被当作英雄对待，而且被SMERSH(反间谍局的一部分)直接送到了古拉格劳改集中营。因为斯大林认为，任何一个曾经落入敌手的人，都是卖国贼。斯大林甚至与7月16日在维捷布斯克附近被俘的儿子雅科夫脱离了父子关系。

　　当整个夏天过去后，苏联的混乱状态也已经消除了，于是他们的抵抗也变得更加顽强。在7月初还感觉胜券在握的哈尔德将军，此时的自信程度已远没有先前那么强烈了。“在每个苏联人战斗的地方，”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即便只剩最后一个人，他们也不会轻易投降。”古德里安也承认，苏联步兵们“总是顽强地抵抗到最后一刻”。他还对苏军战士在夜战和森林战争中所展示的战斗技能给予了更进一步的描述，而这两大优势战术的攻击性，尤其是夜间战术的攻击性，远比德国人所意识到的更厉害。

　　德国指挥官们不相信，任何构建在极度政治恐怖制度之上的社会团体能够抵御住外来的入侵，而来自苏联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更坚定了德国人的必胜信念。曾经在历史上遭受了最恐怖的人为饥荒的虔诚的乌克兰人对德国军队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甚至悬挂出了象征反基督教者的黑色十字架，准备来迎接这场全新的宗教圣战。但是希特勒企图征服和奴役苏联人民的计划，只会更加巩固“这个腐朽的体制”，而这个计划的实现，是必须依靠军事力量，以及那些憎恨斯大林主义政治制度的支持者们的。

　　斯大林和共产党的机构很快意识到他们必须立刻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陈词滥调(编注：本书的作者是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写作的，类似的偏颇表述散见在全书之中，请读者注意甄别)，于是在第一期《真理》杂志上，针对德国人的入侵，共产党使用了“伟大的爱国战争”这样一个表达方式，而曾经的那场反对拿破仑的“爱国战争”，也让此时的斯大林陷入了深思之中。第二年，在纪念十月革命成功的周年纪念日上，斯大林特意提到了在俄罗斯历史上的那些非无产阶级英雄的名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东斯科伊、苏沃罗夫和库图佐夫。

　　借助多数愚昧无知的党派的支持，斯大林保全了自己的个人声誉。6月底之前，那些在他身边的官员和那些贵族知识分子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告诉斯大林，在德国入侵过程中苏联军队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于是在斯大林7月3日发表他的演说的时候，当然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指责。在演说中，他动情地称呼苏联人民为“兄弟姐妹们”，同时将德国入侵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处于危难之中的消息告诉了苏联人民。总的来说，这个坦白的言论稳固了人民的情绪，因为直到此时，官方的公报都只是声称，到目前为止苏联仅仅是遭受到了部分损失。然而这些却让许多学生，尤其是斯大林格勒工业大学的学生们极为震惊。当“令人惊讶和不可思议的”纳粹德国国防军迅速前进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那幅等待贴红旗的地图也被从墙上取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