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相当数量的指挥官都拒绝接受或者传达这样的命令。一般来说这些官员是那些尊崇军队传统精神，并且对纳粹党心生厌恶的群体。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并非来自传统军人家庭，但是这样的军官团体的规模正在逐渐缩减，其中大部分人都是被毫无理由地免职的。大约200名高级军官参加了希特勒的演讲会，在演讲会上，希特勒对德国所具有的战争优势丝毫没有怀疑。它将成为一场“存在于两个对立世界观之间的战役”，是一场“消灭”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战役。

　　种族战争，或者说是带有“种族色彩的战争”，赋予了发生在苏联的这场战役史无前例的特征。从战争一开始，纳粹党的宣传机构就以非常快的速度麻痹了人心，这点引起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关注。或许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纳粹德国国防军在镇压犹太人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一流的教导手段，成功地混淆了存在于后方的镇压反对派的界线。许多官员遭到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无礼迫害和侮辱，但只有少数人会在大屠杀发生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甚至是当一切都明显地演变为一场种族灭绝计划的时候，反对的呼声也是微乎其微。

　　记载在档案中的某些种族歧视主张，尤其是参谋部的某些官员在战争爆发后所提出的主张，有时候简直愚昧得让人难以置信。例如，负责镇压行动的柏林党卫队特派司令部4a分队跟随着第6集团军，一直从乌克兰走到斯大林格勒，参谋部的官员们不仅默认这样的举动，甚至他们还派军队参与了柏林党卫队特派司令部4a分队对犹太人和基辅人的围捕行动，将他们赶到巴比雅（Babi Yar）大峡谷中。

　　现在回想起来，大多数团级以上的官员对整个入侵计划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或许这是造成资源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官员曾看到过5月23日的命令，这个命令要求每支前往苏联战场的德国军队，都可以任意夺取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而且每年要向德国运回至少700亿吨的谷物。但这个命令的执行却因为距离太远而搁浅了。纳粹党的领导人们并未猜测错，对乌克兰本土人民的掠夺，确实造成了当地资源的匮乏。“数以百万计的当地居民将受到饥饿的威胁。”马丁·博尔曼这样预测道。人们甚至夸大地认为，随后而来的德国军队，将因为没有粮食而不得不吃掉哥萨克骑兵的马鞍。

　　1941年3月，当罪恶滔天的“巴巴罗萨行动”计划被制订后，参谋部的弗朗茨·哈尔德将军接受委托，负责对苏联平民的反抗行为采取镇压措施。所采取的措施的残忍性，“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前任驻苏联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1941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里，身在苏联的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及身在德国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就分别收到了来自赫尔穆特·格罗斯库特中校递交的关于这些秘密命令的副本，而这位中校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之后不久就被杀害了。“如果你知道这些秘密措施，”哈塞尔在日记中接着写道，“这些被用来对付俄国人民的手段，和关于军队在战斗期间所使用的特殊法律——是对所有法律条例的一种亵渎——你的头发根都会竖起来。这些密令让人觉得，德国纳粹党的行径应该出现在夸大的宣传资料中，而非现实中。”他后来指出：“军队不得不背负起党卫军的这些谋杀和抢劫行为所犯下的罪名。”

　　哈塞尔的悲观情绪是有根据的。由于一些军官传达这些命令的时候显得很不情愿，所以这些命令往往是从戈培尔的办公室直接下达给军队的，而其中大部分臭名昭著的命令是来自第6集团军的指挥官陆军元帅冯·赖歇瑙。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指挥官赫尔曼·霍特将军就声称：“对如同犹太教徒一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组织，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们进行剿杀，完全是一种自卫行为。”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将军，这位被评价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有才气的战略家的人，是一个拥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普鲁士人，可就在他接管了第11军团后却宣称：“犹太-布尔什维克体系，必须被彻底地铲除。”他甚至告诉人们，“以必要的极端手段对付犹太人”是无罪的。这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不复存在的胜利》中有所提及。

　　对军服上纳粹党标志的认同和宣布对希特勒效忠，已经让军队完全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性。“追随希特勒的那些将军们，”战后被苏联囚禁多年的陆军元帅保卢斯说，“已经完全沦为他实施自己的战争思想和政策的工具了。”

　　1941年6月，尽管纳粹党积极努力对团级军队进行重新整编，但是一些政府部门人士还是看到了其中的不平衡性，而对待巴伐利亚人、东普鲁士人、萨克逊人和奥地利入之间的不同，尤为引入注目。甚至同来自一个地区，所体会到的都会不同。例如，在第60摩托化步兵团中——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因中计而被剿灭——许多年轻的官员来自但泽工业大学，这些自愿来参军的军官，被这里所特有的气氛强烈地震撼了。“对于我们来说，”他们中的一个人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并非一个和谐的大家庭，而是那些德国人的团体。”而同属这个师的那些侦察部门官员们——160装甲侦察营，一种机械化自耕农骑兵——主要来自东普鲁士拥有土地的家庭，其中包括1918年服役于凯泽领导的保镖军团的祖·多纳·施劳比滕(Zu Dohna-Schlobitten)王储。

　　第16装甲师是一支具有极强普鲁士传统的军队，在夏天的战役中，它的第二装甲团作为先锋部队首先向斯大林格勒挺进，而这支普鲁士装甲团的前身，大多数贵族成员构成了这个军团的主体，只有少数人是凭借军衔而加入这个军团的。“我们的组成人员不是上尉先生或者少尉先生，”一个坦克兵回忆说，“而是侯爵先生或者伯爵先生。”这支勇敢的军团在对波兰和法国的战役中毫发未损，而且在和平时期，这个军团也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

　　传统往往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在我们的军团中，”另外一个装甲师的一位官员注意到，“言论是完全自由的，柏林再没有人能够像我们那样拿希特勒开玩笑了。”参谋部的官员们，甚至可以讨论将希特勒免职的事情，而这些完全不受约束，他们也根本不用害怕盖世太保因此而逮捕他们。第297步兵师的随军牧师阿洛伊斯·贝克医生认为：“在三大国防军体系中，陆军是受到纳粹主义思想干扰最少的团体。”纳粹德国空军是绝对不喜欢政府保持沉默的典型代表。“在那些日子里，”一位在斯大林格勒被逮捕的第9高射炮师的中尉说，“你根本不能完全相信任何一个德国人。”平常他只敢与一位年轻的官员无约束地交谈，而这位官员的堂兄却因为反对纳粹党而被秘密地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