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白岩松在陈文茜新书发布会现场。

　　 你的身体是年轻的，你的世界的经济是生病的；你的生命是健康的，可是全球的经济问题是非常衰老的。你的生命诞生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繁华世界的时代。然后你走进社会的时候，却是一个完全衰退的时代……

　　现在的80后、90后，对于房价、污染、工作压力等等社会发展、经济问题的这种愤怒，应该如何去把握，如何正确的适当的去释放？近日，在首都图书馆陈文茜《树，不在了》新书发布会后，白岩松与陈文茜一起，与年轻人聊“愤怒”。

　　当“年轻是贫穷的”遭遇“年轻是绝望的”

　　主持人：《树，不在了》这本书是写给年轻人的，白老师和文茜姐，就你们二位最直观的感受，当下台湾和大陆的年轻人，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陈文茜：愤怒是一样的，但是大家找出来的答案是不同的，选来迁怒、泄愤的稻草人是不一样的。

　　曾经我们都以为自己拥有的繁华是永远的，以为自己是永远时代的男女主角，不知道有一天手里的礼物会得而复失。2008年金融海啸，它冲到所有的经济统统往下掉。我特别心疼这个时间点刚好走进社会的人——“年轻是贫穷的”，对这个你们有心理准备；可你并没有准备“年轻是绝望的”。一年又一年你等到越来越没有耐性，到最后你绝望了。

　　你们的青春是从中年开始的。你的身体是年轻的，你的世界的经济是生病的；你的生命是健康的，可是全球的经济问题是非常衰老的。你的生命诞生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繁华世界的时代，然后你走进社会的时候，却是一个完全衰退的时代。我觉得人生这样倒过来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不只两岸，全世界都一样，都是全球化经济分工的一部分，只是各自承接了全球经济史中不同阶段的角色。

　　台湾经济真正开始能够发展是1970年的事，当时台湾是日本的卫星工厂。开始比较快速发展是1980年的时候，再往后进入高科技的年代，台湾的股市跟房地产泡沫化，然后经济开始某个程度停滞，大量的产业外移是在1990年年代。

　　而大陆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1990年之后，在全球的经济体里头快速地崛起，“made in china”变成所有人对21世纪初期最重要的一个记忆。当时的大陆也以为自己会成为永远时代的主角，也会觉得自己拥有的礼物不会离开。而现在，我不能说它离开了，但至少现在有一个名称叫“新常态”。

　　那天有人问我说“文茜姐你刚过生日，到你们这个年龄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说“我的感觉就是我要慢慢适应‘新常态’”。“新常态”就是你要慢慢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

　　台湾我很坦白讲，很多人认为我今天会这么倒霉，是因为我的工作都被大陆人抢走了。我就告诉台湾人说，如果这句话可以成真，“抢走了你的工作”，或者“偷走了你的工作”，那么正确来讲，1970年代台湾人会有工作，因为是我们从美国的黑人手上“偷来的”工作。1960年的时候美国黑人开始全面罢工，还有很多工会也罢工。这场罢工对全球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是，老板桌子一拍“我非要你们这些工人不可吗？告诉你们这工厂关了”。关了以后工厂就移到日本去，日本人很快把他的工作安排到他的卫星工厂，所以亚洲四小龙崛起了。

　　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如果台湾人觉得中国大陆的人偷走了他们的工作，那我告诉你美国的黑人认为你的工作是从他那里偷走的，将来还会有机器人偷走中国大陆工人的工作，还有孟加拉人偷走你的工作，还有更多的……这是个全球化所有的过程。我们都是在全球经济体中，各自被分配到一个时代的角色，有人抓得很好，有人抓得不够好。像台湾有些有的抓得很好，有的抓得不够好。大陆现在抓得很好，所以快速地国人崛起。

　　但是接下来咱们面临的状况是不太相同的，愤怒也不一样。

　　树不见了，我们要自己成长

　　陈文茜：愤怒可以解决问题吗？北非在所有曾经革命过的地方，它的失业率都比革命之前高，然后它的经济状况更糟，它的政治稳定都不要谈，更不要谈他们之前追求的个人更多的自由等等，它到最后还变成ISIS激进组织崛起的一个温床，他们连命都不保，都变成难民这样。

　　这就要谈到一个问题，在两岸跟全世界都发生的一个共同现象是，悲剧是一样的，然后面对悲剧的态度都非常地local，就非常地“在地主义”，都非常地从所在地的愤怒在看事情。

　　对此，我并不怪年轻人，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第一个，这是时代的错；第二个，你得承担这个错误的生命后果；第三个，解决这样错误的生命后果的方法，是你去学习，去强化你的经济跟政治学。

　　可能历史上很少数，像你们这样的年代，除了二次大战、一次大战之外，他需要这么认真地学习政治经济学。你们以为你们只要学MBA就好了？这是完全错误的事情。必须要了解这个时代的问题，了解这个时代全球的政治、全球的经济，这些在不断地改变，它的秩序在不断地被设定。像我今天跟出版社的几位朋友还有几位记者在谈亚投行这件事，美国人关心得不得了，可是我发现在这个地方很多年轻人并不关心这个事，也并不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那你关心和了解这些事情，你才会知道问题是怎么来的、你该怎么面对，因此你提供的答案、你所了解的、你所支持的答案，才会是有助于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更好的社会，而不是把这个社会一直击溃跟击垮。

　　白岩松： 我觉得把愤怒换一个词吧，用“叛逆”。有一句名言说得好：“年轻的时候不叛逆是身体有病，岁数大了还叛逆是脑子有病。”现在你经常看到很多愤中和安静的年轻人，那就说明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病了。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叛逆、质疑非常正常。我们年轻的时候正好赶上大陆最红火的80年代，我们不是愤怒，而是质疑、不相信、说No，但是一点不阻拦我们去学习、去接近我们该接近的东西，去建设。

　　文茜这本书的名字叫《树，不在了》，看着是一个结束，其实这本书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树不在了怎么办？原来的秩序，文茜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被打破，都在重建。我还可以引申是过去殷实的那棵让我们可以好乘凉的树不见了，我们要自己成长。不管你有多愤怒，多质疑，多不相信，多说No，但是要把自己成长变成一个公民。

　　当各位都成为公民的时候，这个社会差不到哪儿去。公民不仅意味着权利，还意味着义务。我非常羡慕你们这代年轻人的原因，是你们有互联网这个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人家不愿意听便听不见。你们现在是人家想不听也不得不听见，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已经实现民主渠道的时代。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可能纵容自己走向糟糕的地步。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公民约束自己，推动社会。自由是什么？孟德斯鸠说“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你做的所有事情”。我认为现在中国，尤其大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已经完成了由小老百姓到老百姓的转变，正在艰难地走在老百姓成为公民的路上。

　　觉得愤怒，大声抗争？我告诉你猩猩也会

　　主持人：作为我们80后、90后，对于房价、污染、工作压力等等社会发展、经济问题的这种愤怒，应该如何去把握，如何正确的适当的去释放？

　　陈文茜：当你觉得它只是愤怒的时候，你最好三思而后行。像我对台北市某些非常昂贵的地区的高房价就很愤怒，我觉得那些傻瓜有钱人，自己要花那么多的钱去买一个那么丑的房子，比美国的中央公园还要贵，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叫做土豪饭桶。

　　但愤怒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我去把一个地方占领了吗？占领的话我还得自己搭自己的厕所。我有一天走了，我也还是没有厕所，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最好思考这个愤怒，它原因在哪里？它的解决方案在什么地方？所以愤怒是正常的，愤怒是好的，但愤怒一定是你思考的起头。这个是一个哲学家和一个社会负责任的实践行动者，跟一个暴民的差别。我再讲一遍啊，你是一个社会的改革者还是一个社会的暴民，它的差别就是，如果你是深思熟虑地知道这个行动会把社会带向更好的方向，那你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者；如果你只是发泄愤怒，而且为了创造整个愤怒运动的风潮甚至不惜制造谣言，然后用各种方法去串联，那你就是一个暴民。

　　所以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就是我了解大家的痛苦，也知道时代的愤怒。可是我想中国历史里头我们尝过很多的困惑，我们做过很多因为愤怒而产生的愚蠢的动作，层出不穷，这一两百年你去细数，太多了。这些动作都使得这个国家越来越糟。所以您说您觉得愤怒，大声抗争？我告诉你猩猩也会。您跟猩猩的差别不只是你穿了衣服，应该是你脑袋会思考，你怎样把这个愤怒转换成为解决方案。了解这个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案，然后把这个问题往对的方向去发展。如果你只是把所有的愤怒变成一个时代的力量，变成一个社会共同的舆论，然后把整个社会变成由舆论市场导向一个对国家错误的方向去，其实你对不起的岂止是你自己。

　　我们在座其实还在这儿，你可以上高校当学生，你可以谈年轻人的失落，你可以坐在北京这个地方说你买不起房。那那些农民工呢？他有机会拿麦克风吗？你知不知道你觉得人民币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跟着美国人这样子讲话的结果，把这个国家搞垮了，最后农民工的失业，那群人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有比我们更穷困的人，永远不要忘记当你的所有的动作对这些穷困人的意义是什么，尤其当你是一个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时候，你其实是踩在所有这个世界、包括你这个国家里头最穷苦人的肩膀上，在替他们讲话、替他们做决定，你的决定第一个受害者常常不是你自己，而是他们。

　　我们偶尔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用尽全身的气力在阻止世界变得更坏

　　主持人：两位作为媒体人，如何处理内心的表达和职业的红线之间的关系？

　　陈文茜：以前他们查禁我的书，我就坐在我的书上：“你敢收吗？”我们那个时代，我小时候是这样的人。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良心问题，我不会为了取悦观众而做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们电视台，因为他们的收视率竞争很厉害，我是我们那个电视台No.1的收视率节目，大概永远排行在全台湾前十名或者二十名的节目。但是我就会抓住总监说：“欧债危机将会变成全世界继金融海啸以后第二个大危机，可是我们台湾人傻傻搞不清楚，很多人不知道它的严重性，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你忍受，我们最近会有很低的收视率。”就先告诉他，我不妥协的。

　　白岩松：其实你是问了一个行里的事情。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新闻人很舒服？哪个国家的新闻人不是在跟一个无形的墙做抗争？从来都是，在哪儿都一样。所以我的想法一直是这样，因为我在足球场上踢前锋，不能因为有一个越位的规则，你就跟自己的后卫站在一起。不，你要跟对方的后卫站在一起，并且不断地逼迫这条线越来越靠近他的禁区。

　　很多年前当我还很愤怒，年轻的时候，一位老记者叫艾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白啊，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这句话非常智慧。因为那个时候我习惯跟领导拍桌子吵架，最后发现拍桌子和吵架的后果是各方都更加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改变任何事情，因此不欢而散。后来我就发现我要改变它，其中一个方式是提供选择。当我百分之百想表达的内容没有完成的时候，我提供了一个80%进步的和60%进步的，他一定会选择一个，绝大多数都会选择80%，但是如果你要拍桌子和吵架就是0，这就是我说的年轻的时候跟岁数大一点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希望改变世界，年岁大的时候知道怎样改变世界，而且，能改变一点是一点。

　　原来我一直认为新闻人的职责是推动这个时代变得更好，到了我这个岁数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偶尔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用尽全身的气力在阻止世界变得更坏。这是我们70%的时间在做的事情——不让世界变得更坏。等你再过十年你就明白了。你问文茜，她做了那么多的节目，回头一想，真正推了进步的，20%，30%？这可能都夸张了。但是她殚精竭虑、费尽气力做的事情，是阻止某些底线被突破。一定的。

　　 原标题：跟年轻人聊聊愤怒 是时代怠慢了我们，还是我们怠慢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