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鼓楼一处咖啡馆里，台湾青年廖信忠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畅谈他在大陆7年间的感受。5年前，他以第一人称出版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风靡两岸，被追捧为“现象级热书”；今年年底，他又带着续集继续讲述台湾过去30年的政治和社会风云。
环球时报：您第一本书用的是编年体的形式以第一人称叙述，续集有哪些变化，视角又有什么不同？
廖信忠：我写完的时候并未发现有什么视角，但后来再重新看这本书，觉得有一个视角还蛮奇怪的。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从关着门的台湾到开着门的台湾”，我收集了蛮多当年台湾民间看社会现象的段子以及街头巷尾的传说，试图拼凑出那时候台湾整个社会气氛。我觉得刚开始对于这些高层的人、事和物，台湾民众经常是以仰视的态度讲些政治笑话；到了上世纪80年代，态度慢慢变成平视，觉得我们老百姓也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到了90年代之后，慢慢觉得政治也就这样，没什么了不起，对更多的政治笑话采取嘲笑和讽刺的态度。我最大的企图就是用这些民间传说去拼凑出时代气氛。另外，这本书的其他部分比如蒋家三代和台湾族群等内容，是因为很多读者看完第一本书后觉得不过瘾，希望我可以写得再深入一点。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大陆人对台湾都有哪些误解，和5年前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廖信忠：大陆之前有一种声音认为台湾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台湾人很温良恭俭让啊等等。大陆把台湾捧得很高，让很多台湾人有点心虚，但也是欣然接受。随着自由行开放，越来越多的大陆朋友去过台湾，这种说法慢慢改变，更多人认为台湾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发展到现在，它该是什么样子，就还是那个样子，只不过因为它没有像大陆经历过“文革”、产生那么大的文化断裂，台湾就是正常地一步一步延续下来的。其实台湾也曾经有过自然混乱、环保差劲的情况，像黑心食物现在也还有。很有趣的是，台湾社会经常用过去否定现在，比如台湾人经常说，几十年前多好，那时候的政治家多有经验多能干啊，不像现在。
环球时报：您之前回应韩寒说，台湾没那么好。能否概括一下台湾好在哪，不好在哪？
廖信忠：我蛮奇怪的，大陆朋友尤其是文化名人到台湾都会丢钱包、丢手机，而且一定会找回来，像韩寒、白岩松都是丢了东西找回来，然后他们开始写东西说台湾人真好。我在台湾丢手机就找不回来，其实各处都有好坏，人也有善恶。很多大陆人羡慕台湾年轻人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开咖啡店，或做些手工创意的东西。台湾年轻人则羡慕大陆人可以在三四十岁就累积到大笔财富，这在台湾是无法想象的。
台湾财富基本被经济起飞年代那些人掌握，年轻人比较没有机会。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人选择到大陆，但他们没有看到大陆年轻人生存压力非常重。我觉得这5年，两岸同胞都在彼此想象对方。
环球时报：台湾90后对大陆是怎样的看法？
廖信忠：台湾80后和90后是随着经济起飞成长起来的一代，从小家庭经济就很富裕，不像上一代需要白手起家，他们不太会考虑为了赚钱牺牲其他事情。所以近几年，“后物质主义”这个词在台湾很流行，就是觉得台湾已经蛮有钱，不需要再赚更多，只要维持现在过得还不错的生活、有点文艺小情小调就不错了，不需要为了赚更多的钱牺牲环保这类东西。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因此发展快速，遇到反强拆、工人抗争等，它们就会在全台到处声援，和当地团体串联。从去年声援洪仲丘运动的白衫军开始，台湾年轻人给人一种突然爆发的感觉，其实已经积蓄了十年力量。总体来说，他们虽然知道对大陆开放更多，也许对台湾经济有帮助，但同时会让台湾的社会气氛有所改变，所以对大陆比较有戒心。另一方面又觉得大陆机会很大，还有台湾年轻人认为台湾是没有文化底蕴和沉淀的地方，因此喜欢到大陆追寻余秋雨式的历史沧桑感。
环球时报：台湾一些综艺节目里会提到大陆很穷，吃不起茶叶蛋等等。在您看来，台湾人对大陆的误解都有哪些？
廖信忠：我这本书有很大篇幅在写台湾好几代人所受的政治教育，尤其是有关大陆的政治教育。活在当下的台湾人尤其是受到早期这种教育的人，就会形成对大陆的刻板印象，觉得大陆好穷好可怕，比如我小时候就觉得大陆人脸上都没有笑容。但是我并不觉得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这话的人是真的因为不懂，而是为了制造一些耸动话题。
我觉得如果放在十年前可能会炒得很凶，现在台湾人都把这当成一个玩笑和恶搞，这也是大陆自信心上升的表现。
环球时报：您在书里写到台湾过去曾有不少禁歌和禁书，能否介绍一下？
廖信忠：我现在在台湾图书馆还能找到一些老的书籍，上面盖着“禁止外借，仅限馆内阅读”的印章，就是那时候的禁书。像《资本论》肯定是被禁的，1949年之后没有跟着国民党到台湾的文化名人包括巴金、沈从文，他们的作品都是被禁的，鲁迅虽然已经去世，但因为受到大陆的追捧，也莫名其妙地被台湾禁掉了。他们还有一个专门名词，叫“附匪作家”。另外，一些抗战歌曲像《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因为1949年之后大陆还在继续唱，也被禁了。有意思的是，“国军合唱团”目前重新开始唱《黄河大合唱》，毕竟时代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