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记者时，贾平凹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你听得懂我讲话吧？”他那浓厚纯粹的陕西方言确实会在重要场合让台下的观众费解，但近距离、面对面的沟通没有障碍。散文《说话》里，他写道：“我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人一稠，只有安静着听，能笑的也笑，能恼的也恼，或者不动声色。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烟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

　　贾平凹此次在京的行程有两项，其一是10月2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我说莫言》的即兴发言。莫言获奖是天马飞空，让作品长出翅膀飞到五湖四海；莫言写作如放火烧荒，写得自由浪漫无所顾忌；莫言作品似猕猴桃，有野生的基因和接受风雨雷电的能力。作为莫言的好友，他号召大家要学习莫言，爱护莫言。

　　10月27日下午，贾平凹赴北大出席新作品《老生》的首发仪式，与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以及意大利翻译家李莎进行了名为“中国历史的文学记忆”的主题对谈。谈及自己的作品，贾平凹只是简单介绍了这部新作以唱师的视角串联起中国近百年历史中四个发生在转型期的故事。他的发言重在阐发自己的创作理念、自己阅读《山海经》的心得，鲜少流露出褒贬和判断。

　　10月28日上午，青阅读记者在贾平凹下榻的酒店见到了他。房间的烟灰缸里全是烟蒂，谈话过程中他也在一支接一支吸烟，有种莫可奈何的疲劳。他说这一本《老生》是烟熏出来的，往事如行车的路边树，需要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见。书后记靠近结尾处他写了一句耐人寻味的比喻：“土地上泼上了粪，风一过粪的臭气就没了，粪却变成了营养，为庄稼提供了成长的功能。”至于这部《老生》，是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而从此告别革命。

　　出于个人审美，贾平凹长篇小说的书名大多只有两个字，简单、厚重。“我喜欢浑厚一点的风格，不喜欢有实意的名字。像床前一轮明月、前面一道风景线，这种表面上有实意，实际毫无实意的名字我最反对。用两个字，好记、浑厚、捉摸不透。”

　　为满足读者对《老生》书名含义的求索，他提供了三种可能的解释：或是指唱师的一生活得太长了，或是借用戏剧里的老生角色传递出荒凉感，或是指近代一百年的历史太长久。贾平凹希望借此提供多层次的理解：“不要单一指向，不要是与非。要回答人生的东西，人性的东西，无常的东西。”

　　观察这一段历史，你不能只盯着局部，必须长远来看问题

　　青阅读：写作此书时，您是如何处理宏大的历史命题的？

　　贾平凹：每一个作家写作时都怀有雄心，不想把小说写成小玩意。我总想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状况，但是这些东西特别难写，要写字数会特别多。于是就选了四个节点来写，想表现每一段的生活。观察这一段历史，你不能只盯着局部，必须长远来看问题。

　　举个例子，有些电视剧就讲家里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亲子矛盾，吵完集中起来，给观众一个印象，这是个好婆婆、那是个好儿媳、这个儿子不好……最多是好与不好的是非问题。但历史地、长远地看问题时，人就特别渺小。乘坐飞机时，看到山川地貌，你会觉得人太小了，太可怜了。看中国的时候也是，就不会只盯着家里乱七八糟的具体事情了。

　　想说清在中国人类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起了什么启示作用，必须找一个角度，(我这本书)于是选择了“唱师”这个人。这个角度是民间视角，有点像你爷爷奶奶给你讲过去的故事。他在讲的时候肯定不是讲事情的是和非，对和不对。他是讲一个流程，你的爷爷、你的父亲，咱们这个家族是怎么过来的。而不是讲那一年，家里就一个馒头，是你婶婶把它偷吃了，还是你母亲把它偷吃了，还是你奶发了脾气，惩罚了谁……不牵扯这些是非问题。

　　唱师处在民间的最底层视角，你不知道他的年龄和种族，他的存在超越了时间、种族、阶级、生死。地主死了他也唱，贫农死了他也唱，游击队死了他也唱，都在唱。超越了这些，才能比较真实地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说起来有一百多年，可是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是不值一提的。这样一来就可以平静地面对和思考这一百多年对人类生存的启示，人是怎么走过来的，反过来又可以超越政治、旗帜、阶级这些东西，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

　　青阅读：您在百年历史中选择的四个阶段，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贾平凹：四个故事虽然没有表明具体时间，但是基本能看出来分别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土改、“文革”前后、改革开放这四个历史时期。这四个阶段基本都是社会转型期，就像路在拐弯一样，容易发生很多故事。

　　中国革命实际是一个土地革命，就是那一块土地分下去、收回来。每次土地的收放就是一次革命，社会就发生了一次变化。仔细想想，很多事情都是土地引起的。社会不停在拐弯，实际上就是那块土地变来变去，我写过散文《一块土地》讲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