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鼎”终于重出江湖了。

　　封笔多年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年过七旬的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再度以“上官鼎”为笔名，创作长篇武侠小说《王道剑》。“刘大侠”上次发表武侠小说已是四十六年前的陈年往事了，如今重新执笔、再续文缘，两岸书迷期待已久。

　　《王道剑》是章回体历史武侠作品，以明朝“靖难之变”为主轴，并加入近年历史学者最新考古发现，揭秘明朝建文帝失踪之谜。书中将儒教与王道精神相融合，另辟武侠蹊径，写下一段隐晦中彰显人性情操的历史悬案，描绘出一个与真实历史环环相扣的武侠世界。该书的繁体字本已于今年5月在台湾面世，甫一上市便在登台湾各大书店上榜（诚品书店中文类图书第一名，博客来武侠小说类第一名，金石堂文学第四名）。简体字本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武侠名家重出江湖

　　上官鼎曾是上世纪60年代台湾红极一时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曾盛誉：“台湾在全盛时代，前前后后有五百位作家在写武侠小说，作品大概有四千部之多。而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第一是古龙，第二就是上官鼎。”

　　然而，连很多老读者都不知道，当年的上官鼎，其实是兄弟三人合用的笔名。刘兆玄共有六兄弟，虽然六人都是理学博士，但刘家自小非常注重孩子国学素养，既要练习毛笔，又要背诵经典。中学时代为挣零用钱，自幼嗜读武侠小说的刘兆藜、刘兆玄、刘兆凯三兄弟以上官鼎为集体创作之笔名发表武侠小说，隐喻三足鼎立之义。刘兆玄为主要执笔者，哥哥刘兆藜则负责男女之情的描述，弟弟刘兆凯则专写武打部分。1960年兄弟三人合写的《芦野侠踪》，让“上官鼎”一举成名。此后，他们相继出版了《长干行》、《沉沙谷》、《铁骑令》、《烽原豪侠传》、《七步干戈》、《侠骨关》、《金刀亭》等一系列作品，亦曾帮古龙代写《剑毒梅香》。后来，三兄弟陆续出国深造，遂在1968年宣布封笔。

　　出国后，刘兆玄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后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东吴大学校长、“国科会”主委、“交通部长”、“行政院副院长”，2008年出任“行政院院长”，2009年因“八八”水灾所引发的政治风波而率“内阁”总辞，2010年接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期间再没有从事过武侠小说的创作。

　　在封笔四十六年后，刘兆玄突然提笔写作长篇武侠小说《王道剑》——通常武林中的规矩，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理由，“金盆洗手”后重出江湖，将为武林人士所不齿，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使得他重出江湖呢？

　　一段历史悬案引出的武侠传奇

　　2012年，刘兆玄为践与亡友陈棠华之约，造访陈棠华生前在福建宁德市创建的公司时，意外见到宁德当地几名文史工作者，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的下落之谜，在宁德有了新的发现。

　　明史研究中，“靖难之变”后建文帝的下落是一大悬案。燕王与建文帝的权力斗争，燕王胜利；胜利者垄断发言权，永乐宣告：“暴虐的昏君建文已经自焚”，官书就得如此记载。然而，建文逃亡之说，却在民间广泛流传。官方记载不尽不实，颇多扭曲；“野史”内容又颇多虚幻难以取信。于是，“建文史事”成为明代中叶以后，以至清代，史学界努力探讨的课题。

　　2008年，福建宁德发现了一座古墓，其格局特殊，座基采明十三陵中明长陵（明成祖永乐帝陵）的相同座向，雕饰多仿明皇陵规格。墓前有舍利塔一尊，塔上刻有“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二十个字。按照文史工作者的解读，“佛日圆明大师”是指明太祖朱元璋，“第三代”是皇孙，“珠禅师”是朱姓禅师的谐音，这个塔文应该是指：墓中的主人乃是有明太祖御赐金襕袈裟的皇孙，法名叫“沧海”的朱姓禅师。而建文帝削发为僧临终的法名，就是沧海法师。刘兆玄在文史工作者带领下，还在宁德支提寺见到了一件明代的云锦袈裟，看到了袈裟上的五爪金龙。

　　此外，刘兆玄还得知，2010年，浙江郑义门村迎接来自宁德“郑岐村”的旁支认祖归宗，而据考证，该村先祖郑岐便是“靖难之变”中和建文帝一起失踪的近臣郑洽……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靖难之役后，建文皇帝并未死于皇宫大火，在他人帮助下，他削发为僧出亡东南，落脚于福建宁德支提寺……

　　回到台湾后，刘兆玄把这段故事讲给朋友听，大家听了后都觉得故事曲折迷人。刘兆玄自己则认为“这些资料要在历史层面翻案，仍然不足，但是用于文化艺术创作之上，则很丰富”。一名友人对他说“何不你自己写一部历史武侠小说”。的确，“等人做，不如自己做”，同时也为了纪念亡友，刘兆玄重新提笔，开始创作这部历史武侠小说。

　　自17岁就创作武侠小说的刘兆玄，自诩武侠老兵，开始创作时，就打定主意，不仅要写武侠，更要写历史，写出不一样于金庸的武侠世界。《王道剑》的写作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四册近百万字，全都出自他亲笔手稿，连插画也不假手他人，“写小说有半年的时间都活在明朝里面，过得非常快乐。”刘兆玄说，写作过程十分顺畅，一张稿纸都没有撕掉过。

　　关于新创的这部作品，刘兆玄说，过了四十六年多少有点长进，对很多人间的事情看法不一样，在文字表达上必然会展现成熟度。他的这部武侠小说创造出“一套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新武学”，批评政治文化中的暴力和霸道，宣扬儒家传统中的道德理想和正面价值，提倡关注民生、族群共处、环境保护等，同时也沿袭了武侠作品传统中扶助弱小、除暴安良、抑恶扬善，褒扬忠臣义士等正面因素。作者深厚的文史素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让这部作品魅力独具，不仅想象力十分丰富，历史的框架严谨，还融入了自己的史学观念和政治理想，于庙堂与江湖之虚实纠葛间，再创新派武侠之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