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奖与不得奖，我都得继续上路，进行我独自的寻访。”但对鲁奖的积习不能沉默。8月16日中午，作家阿来给四川在线、川报观察客户端发来邮件，文中就参评作品《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在评奖体例、评奖程序和作品质量上的争议三问鲁奖。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期待已久的阿来声明全文如下：

　　该奖项评奖期间，我正在川藏线西段寻访。

　　五年前，基于当时藏区严酷的现实问题，我开始对川藏地区的考察，追溯如此现状的前因后果，直到去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刊发《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今年，我又继续这一意旨下的寻访。记得那天中午，停车在波密到林芝间的公路边休息，吃点干粮。有了信号的手机开始接收信息，其中一条祝贺《瞻对》一文在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类评选中进入前十名。我没有太在意。这一路寻访，钓沉往事，观察现实，更深切感知这国土中有暗流涌动，人民物质生活长足进步的同时，却在国家认同这种最基本的信仰上发生迷茫。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试图在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寻找答案。这种寻求使我心情沉痛，因此，入围一个文学奖项的消息那小小的喜悦并不足以抵销心头的重压。相较这个奖项，如果古往今来，这片土地没有那么多因国家与文化认同而产生的社会动荡与族群与文化的撕裂，我宁愿没有令我自己也深感创痛的作品，更遑论一个文学奖项。

　　得奖与不得奖，我都得继续上路，进行我独自的寻访。

　　继续上路时，手机的信号又时断时续了。后来，索性就关了手机。再后来，到工布江达县。有清一朝，这个汉语名叫太昭的地方，是由川由滇入藏大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节点，我在此对照史料寻访古迹，也查阅新编县志，看共和国建政的曲折与艰难。至本月十一号，工作告一段落，到林芝，准备第二天飞回成都。

　　下午五点，又在林芝新华书店购得有关西藏史方面的著作三种，在酒店一边休息一边翻阅，这时得到记者电话，告知《瞻对》一书最终以零票落选。当时只有迟钝的漠然。这也正如在北京城里开会投票的评委诸公对于这片和他们相距遥远的动荡边疆的漠然。是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电话将我唤醒。对这些电话里记者要我表态的追问，我都告知，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可电话依然接踵而至。终于，这些电话唤醒了我心中的愤懑。所以，又一个记者的电话打来，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我站在尼洋河边的堤岸上，对着暮色渐浓的空荡荡的河谷说出了三个字：“我抗议！”

　　话已出口，覆水难收。我嘲笑自己：你能抗议什么？！面对弄权者，面对积习，面对沉默的人们，抗议什么？！

　　但是，这三个字一经出口，自然就是另一种局面了。这种自我疑惑令我冷静下来，我对进一步追问的记者说，我不想说什么了，但我会写一些文字来表达我对这个奖项的疑问。这些天来，面对朋友，媒体和记者的不断打探，我想我确实应该，也有权把自己的疑问表达出来。但我在等待，等待此次奖项的报告文学组的评委对这个奖项的评选标准与原则有所解释。我愿意看到，当评委们的解释与澄清出来后，我会被说服。那么，我愿意为我说出的那三个字承担一切责任。后来，我从媒体上看到报告文学组的评委之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的回应。回应是这样的：得零票是正常的，“写小说得过奖的作家写报告文学不一定得奖。”(见本月十三日凤凰网报道)

　　面对这样的回应，除了感到当权者的自得与狂傲，我心中的疑问并没有解开。倒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同行帮我分析得零票的原因，但这一切依然是推测而已，又怎能让我知晓有投票权的人机心何在？而我心中疑问依然如故：

　　一、 关于体例：有好心的推测者说，这是体例不合之故。

　　《瞻对》全文二十余万字，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栏目。我认为，非虚构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学界的提倡，与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加入这一体裁的写作，正是对日益狭窄与边缘的“报告文学”的一种拯救。从近年中国文学“非虚构”写作的实践来看，它们更接近纪实类文体所应达成的目标，戒除了借“文学”之名而出现的虚饰的，因占有材料不够充分而诉诸想像与虚构的流蔽。非虚构文学更符合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初创时的信念，更相信对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下)与曾经发生的现实(历史)中人和事的梳理，自有其雄辩与自然的力量——充满感情的，更是富于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