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本盘”看未来中国海军的定位——兼论中日危机

　　从地缘角度说说中国“需要什么”

　　但凡一个话题涉及“战略”这个词，那么通常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至少以“十年”为基本的时间单位来看这个问题的基本盘面。东边着火救东边，西边跑水堵西边，那顶着天也只能称之为应对措施，算不得战略。关注热点问题，去翻阅历史资料和查看地图其实远比被实时新闻报道“牵着鼻子走”要有收获。

　　通俗地说，一个国家的“战略”，其实首先就是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所谓缺什么补什么。这个搞明白了，再一层一层向外拓展——从哪里“补”、如何“补”。一层一层全搞清楚了，一套战略规划也就出来了。这个便是“纲”，而诸如与周边小国零零碎碎的主权争端等则不过是“目”，“纲举”方能“目张”。

　　那中国“缺什么”呢？很多人会提到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而除此之外，从经济上来说，中国还存在一个不平衡——那就是地缘上的不平衡。通常一提到“地缘”这个词，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国际政治上去，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这个思路放到国内依然也是适用的。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上国土面积，而这其中平原和丘陵加一起也不过占了总面积的22%，剩下的都是山地、高原和盆地地形，这就意味着地理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对政治走向影响的权重，一直是决定性因素之一（详见本书《位置决定历史——地缘视角下的朝鲜半岛》一篇中“以地缘看中国”一节）。

　　地理上，以东西向来看，中国可以分成三个明显的阶梯（由西向东海拔逐级递减）；以南北向来看，以长江为界，中国同样可以分成界限相对明晰的南方和北方。如此一来，一横二纵三条线就把中国的国土大致划分成了几块相对独立的地理结构。回顾五千多年来的历史不难发现，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地理结构造就政治、军事意义上的“形胜之地”，从而成就了中国所特有的大一统格局（参见本书《欧洲的“战国棋局”》一篇）。然而这种结构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的大一统自公元前221年（秦彻底统一天下的时间）那一刻起，没有一刻是可以称之为“一劳永逸”的——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各地的利益诉求不可能永远一致，而地理上的封闭性以及由此伴生而来的文化、经济上的相对封闭又给地方势力裂土分疆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自秦汉时代开始，国家的历次强盛无不是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疆域内的资源统一调配，而一旦中央皇权的威信减弱，紧随其后的就是国家有合无统，举国合力随即变成相互掣肘，国家因此富而不强，最终王朝要么亡于外敌，要么亡于内乱。

　　中央政府能否维系足够的权威性，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财政力量，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央权力对基层控制到何种程度（是下到行省、下到州县，还是下到乡村）。除此之外，也取决于中央政府所在的国都能得到西北、东北两块形胜之地以为依托（详见于本书《位置决定历史——地缘视角下的朝鲜半岛》一篇），想当初甲午战败之后，退出朝鲜，辽东随之岌岌可危，北京清廷的地位随之开始动摇，最终在1900年庚子之役导致东南几省不听调遣单独与八国联军媾和，搞出了著名的“东南互保”。

　　而历史上国家经营西北、东北两个区域的关键，则在于经济上能否让两地形成相对独立的造血机能。以明、清两朝来说，两代王朝在国家经营的思路上大同小异，都是把政治、军事的重心置于北方，而把经济的“宝”完全押在东南几省上。在王朝鼎盛时期，北方出“稳定”，南方出“钱粮”，国家由此一片欣欣向荣之像。可一旦皇权的权威性下降，从东南各省调配钱粮支援北方的能力就会减弱，（譬如明末时期，多出身自江南士绅的官僚集团以“与民争利”为理由多次抵制朝廷收取商业税，甚至一度出现浙江一省茶税仅收上来50余两银子的闹剧。在这种背景下北京的中央政府才不得不在自己可以有效控制但缺乏经济造血能力的西北增加赋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逼出来的。）最终西北、东北国家“稳定基石”式的作用由于财政的枯竭而无以为继，而在北方崩溃之后，富庶的东南省份便如同脱了壳的螃蟹一般，杀剐存留全在别人的一念之间。

　　把眼光拉到近代。农业时代，在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经济无法自成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西北地区水热条件急剧恶化，这其实是人力难以抗拒的。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情况开始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来工业给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特别是在水利方面，这就使得通过人力抵消自然因素成为了可能；二来西北、东北的矿物资源是发展工业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然而清末以来，这个关键点中国始终没有抓住。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清代后期有著名的左（宗棠）李（鸿章）之争，除了权力斗争之外，这件事本身其实也有一点路线之争的味道。左宗棠对西北的经营，除了破解当时沙俄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渗透之外，其实也有为清廷“固本”的考虑。无独有偶，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也曾提出经营西北以为北京的战略纵深——庚子之役时慈禧和光绪一路西逃到关中地区（西安），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思路，只不过西北压根没经营起来，所以除了保命，能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最终左李之争以左宗棠完败李鸿章完胜而告终（“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这其中的牺牲品），这其实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大势使然——借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东南诸省的地主士绅势力纷纷做大。

　　随着左李之争落下帷幕，对西北的经营也戛然而止，西北地区稳而不固，国家有限的资源全部投入到了东南诸省地方士绅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中去。然而东南地区从先天条件来说远离煤、铁产地（这两样是近代工业的基础），而且面对西方国家占绝对优势的海军缺乏战略屏障，这就导致这里的工业化始终受制于人，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非但没有达到最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反倒使得清廷面对西方列强顾忌之处更多，而当地地方势力和西方资本却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

　　至民国时代，国民党政府“黄金十年”依旧没有脱离当初洋务运动的路子，所有的力气都花在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北方领土尽失——地缘上国民党政府除了位于大西南的四川等省再无依托，华东、华南随之像上面说到的那样，成了脱了壳的螃蟹。总说日本人的侵略两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甲午打断了洋务运动，全面侵华打断了“黄金十年”），可问题是你这样不合理的布局本身也“不禁打”。

　　这里加句题外话，国共联合抗日，贡献孰大孰小，看谁家死的人多是不行的，要看对战场的影响大小——中共在北方的根据地遍及西北、华北一直到山东，它们的存在使得日军始终不能把占领的土地转化为地缘优势（不妨回忆一下，历朝历代从北方打南方，如果后方稳固，仗往往打得都是顺风顺水），仅此一条就足已左右战争全局。

　　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我们时不时会说到这是在还1840年以来的债，而这个“债”也包括地缘不平衡这一条，从这条上严格说来，这笔“债”不该从1840年算起，而是从宋、明时代就已经开始欠账了。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东南部的经济腾飞和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机遇上说，当时恰逢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出于成本等因素考虑，发达国家把众多中低端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从地缘上说，沿海地区是最便于吸纳外来低端产业的。除此之外，东南部地区还有香港这个对外通道可以依托。几个因素相互叠加，中国东南部自然发展得也就快一些，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就要滞后不少。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则是我们国家的重化工业的发展较之GDP增长是不太匹配的。

　　中国工业基础最佳的地区是东北，其次是华北，而各类矿产资源储量最雄厚的是西北和西南地区。举个小例子：建国初期人民海军曾经从苏联购买了四艘驱逐舰，这四条舰艇在当时不单是海军最大的作战舰艇，也是海军未来发展的“种子”，所以这四艘驱逐舰是以当时中国最大的四座工业城市来命名的——它们也是中国工业化的“种子”，哪四座呢？鞍山、抚顺、长春、太原。四个地方里面东北占了三个，而当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恰好就占全国的75%。

　　工业化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一旦选定了切入点，那么今后几十年的路线基本就确定了。一直到现在，东北及华北地区依旧是工业基础最好的地区（注：西南地区的重工业发展最初的考虑主要是战时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冷战时期的三线建设，而从效能上考虑，由于交通不太便利，这里搞重化工业并没有东北、华北那么顺手），重化工业底子最差的依旧是东南地区。由此导致的问题则是，最近的三十多年以来，依靠以出口加工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东南地区的经济较之其他地区要繁荣。但是地区性的经济繁荣带动国家重化工业发展的效率并不是很高。GDP上去了，但是增值之后的资本缺乏重化工业来吸纳，这就导致大量外溢的资本开始流向各类“炒作”当中，这也就成了导致如房价持续上涨、虚拟经济早熟等问题的诸多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发展中西部经济以及振兴东北对中国而言绝不仅仅意味着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也绝不仅仅是把那里的资源挖出来卖到东部那么简单，而是要借助这里的工业基础及资源优势来成体系地发展重化工业，从根本上去通盘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最终的目标，则应该是彻底解决自明、清两朝以来南北二元化，政治、经济“两张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