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如何契入我们的阅读

　　在我们的北方近邻俄罗斯那一片广袤无垠、优美如画的土地上诞生和发展的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神奇现象。早在公元12世纪，古代罗斯的长篇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就在欧洲中世纪文坛熠熠生辉，但在此之后，俄罗斯文学却似乎沉寂500余年。

　　18世纪初彼得大帝厉行改革，大大推动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坛上开始出现一批有建树的诗人和作家，不过在整个这一世纪中，俄罗斯仍未能产生出足以和同时期西欧文学的突出成就相媲美的作品。

　　直到19世纪初，情况才发生根本的变化：俄罗斯文学仿佛从沉睡中一跃而起，以诗人普希金为先导，形成了一个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迅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之一，且一发而不可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不是在西欧各国文学走向衰落的背景下，而恰恰是在整个欧洲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的。

　　殉道者的史册，放逐者的列传

　　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来自它那特有的厚重感，以及渗透其中的忧患意识。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过：“俄罗斯文学不是产生于令人愉悦的创造力的丰盈，而是产生于个人和人民的痛苦而多灾多难的命运，产生于对拯救全人类的探索。”家国不幸诗人幸，民族的苦难与摆脱这种苦难的追求，积淀为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由其所孕育的俄罗斯文学便具有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为人生”的主导意向、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沉郁与苍凉的底色。俄罗斯作家的怀疑精神、叛逆性格和批判眼光，使他们往往难以避免被捕、监禁、流放和苦役的命运。正如赫尔岑所说：“我们的全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殉道者的史册，放逐者的列传。”

　　回望20世纪中外文学交往史，人们不难发现，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这种关系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中俄两国在地理上是近邻，国情彼此相近，两大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进入20世纪，都有一批志士仁人在为民族的命运而思虑，都欲唤起民众意识的觉醒，推动本民族走向现代。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新文学在吸取外来文学的养分、建构自身之初，便认定“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鲁迅语），特别注重摄取俄罗斯文学。于是，中国新文学中便清晰地显示出俄罗斯文学的渗透与滋养，呈现出与俄罗斯文学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基调和特色。有许多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和这个民族所提供的同样出色的戏剧、电影、绘画、音乐、芭蕾舞作品一样，在中国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