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山东大学联合主办的《杜甫全集校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据悉，《杜甫全集校注》的设想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并在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先生的指导下于上世纪80年代取得很大进展。后因萧涤非去世等因素，项目编纂工作停顿近20年之久。直至2009年经过多方协调，由萧涤非的学生、山东大学教授张忠纲先生担任全书终审统稿人，校注工作方重新启动。如今，历经三代学人36载的艰辛努力，12厚册、近70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当初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的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大作家集”规划所确定的15种大作家集中，唯有《杜甫全集校注》“姗姗来迟”，其间经受了怎样的编纂校注历程？这部被称为集大成式的著作，具备哪些特色与创新之处，对古典学术研究及传统文化传承又具有哪些价值与启示？对此，本刊特对与会相关专家、学者进行采访。

　　坚守文献编纂“冷板凳”

　　从规划之初，到编纂撰写，再到新书出版，《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历时近40年，前期被萧涤非先生点名参加校注工作、重启后又接棒主持工作的张忠纲回顾了校注编纂出版始末。他表示，为了搞好校注工作，校注组一方面广泛阅读和搜集有关杜甫的研究资料；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1979年5月至7月，我们在年逾古稀的萧先生的率领和指导下，先后到河南、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对杜甫的行踪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又先后三次分别去鲁西、鲁南、陕北、陇右、平江一带进行了补充考察，加深了对杜诗的理解，并收集到不少重要资料”，其间还写出了13万字的杜甫行迹考察记《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此外，校注组还翻阅了唐以来的诸家别集、杂著、诗话、文论等，从中辑录了有关杜甫的大量资料。截至1994年，已完成十四卷初稿。

　　而校注工作重启后，校注组在面临近20年期间人事、行政区规划等的变化及研杜成果新见纷呈的情况下，又坐了近5年的“冷板凳”，终将杜注成册出版。其中艰辛与繁杂，渗透在校注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张忠纲谈及对杜甫诗文进行重新调整和编次时说道：对于原卷八《所思》“郑老身仍窜，台州信所传……”以前学术界认为郑虔卒于广德二年(764年)，但新近发现资料认为其卒于乾元二年(759年)。此类细节校正可谓不胜枚举。

　　见证工作后期每一个环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先生表示，校注后期工作“历时比较长，经手人数比较多，加上时代变迁和学术新的发展，要修订过去的作品和体例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对稿子进行补写和增订，这个难度比较大”。而张忠纲能够坚持下去的主要支撑之一则来自于其老师萧涤非，“先生生前曾赋诗云：‘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这指的就是他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没有完成……每当想到先生的终生遗恨，我不禁砥砺奋发，研杜不辍。”对此，周绚隆补充了这样几个情节：“在校注工作后期的一年夏天，我去山东大学一分校看望张先生，发现他在离分校很远的一间小屋中，独自一人在那专心做校注工作。后期审读清样中，张先生更是一人跟出版社的四个编辑做‘车轮战’，四个编辑看完后他一人过，着实辛苦。”

　　而《杜甫全集校注》能够最终面世，除校注编纂者的辛苦劳作外，出版方对于校注项目的始终不弃也不容忽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先生表示，在校注工作第一阶段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无偿提供了王利器、舒芜等先生据11种宋元刊本和明钞本所做校勘资料，为杜注校勘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在校注工作重启后，作为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予全力配合，如积极准备材料，申报出版基金，敦嘱该社古典编辑部、校对部等相关人员做好出书前准备工作等，前后耗时两年多。管士光颇有感慨地说道，“如果说编辑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那么这件制造数十年的嫁衣无疑厚实，更加光彩夺目。”对此，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石教授认为《杜甫全集校注》的成功出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品格是分不开的，“除了它的品牌外，还有一支强大的学者型编辑队伍，以及他们的品格，比如在《杜甫全集校注》工作过程中无偿提供诸多校本资料等，这个传统在出版社已经为数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