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处理完工部官员吃回扣的问题，崇祯皇帝又收到一封弹劾驿站腐败问题的上疏。

　　所谓“驿站”，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用来传送情报、接待来往官员的，很像现在各级政府的招待所、接待办、驻京办等，并且具有邮政局的功能。明代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有官府开具的“勘合”，也就是准许使用驿站的证明。可是，有些政府官员自己使用完驿站之后，“勘合”不上交，送给亲戚朋友反复使用；还有的官员在使用驿站的时候，不满足于正常的招待，无限制地提高招待规格。当驿站无力支付这些巨额的招待费用的时候，它就通过摊派和无偿使用的方式，把费用转嫁到驿站民夫和周边普通百姓的身上。在明朝末年，驿站已经成为政府职能部门腐败的重灾区。针对驿站的腐败现象，言官们多次上疏弹劾，崇祯皇帝也多次下旨要求兵部严格管理。但是，多年来的积弊，仅靠一纸命令，根本不见成效。

　　就在崇祯皇帝拿驿站没招的时候，一位名叫刘懋的刑科给事中给皇帝上疏，建议皇帝裁撤驿站，这样做既惩治腐败，又减少财政开支，还可以减少百姓的负担。崇祯皇帝对刘懋的建议极为赞赏：“裁之一字甚有理。” 立刻任命刘懋为兵科给事中，具体执行裁撤驿站的工作。因为驿站隶属于兵部，刑科给事中管兵部的事，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皇帝就给刘懋调整了工作，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比如所有使用驿站的“勘合”必须在刘懋那里挂号登记，使用完驿站之后，必须到刘懋那里注销。

　　在皇帝的支持下，刘懋大刀阔斧地开始整顿驿站。主要措施有三项：其一撤销多余的驿站，其二，裁减富余的人员，其三、严格使用权限。除了公事和军情之外，私人一律禁止使用驿站。一年下来，刘懋裁掉了200多个驿站，为政府每年节省白银68万余两，这个数字相当于崇祯元年全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数量相当可观。但是，这些钱仅仅表现在账目上，还没有进入国库就被各级官员以种种借口支用一空了。由于裁撤驿站侵犯了既得利益者的权利，所以那些驿站的既得利益者对主持裁撤驿站的刘懋群起而攻之，最终刘懋顶不住压力，辞职回乡了。

　　由此可见，崇祯皇帝惩罚腐败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之所以成效不大，原因可以归结为三条：

　　第一，创新不够。崇祯皇帝所谓“新政”，并没有什么新内容，无非是提高行政效率，惩治腐败等，这些举措在历代有作为的帝王那里都被采用过。比如，裁撤驿站和对驿站使用的严格限制，无非是恢复了大明朝的祖制。

　　第二，急于求成。崇祯年开始，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问题非常多，需要长时间艰苦努力才能改变。可是，崇祯皇帝朱由检铲除“阉党”之后，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大明王朝中兴，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自崇祯年开始，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两个意义上的末期：一是，历时18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末期，无论是文化观念还是社会制度，都背负了沉重的包袱；二是历时280多年的大明朝也进入了末期，政治的黑暗、制度的腐败都非常严重，可以说是积重难返。改变这局面，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行。而且，一项新政出台，没有任何相应的配套措施，往往会产生始料不及的负面效果。比如，驿站裁撤之后，上万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再加上连年大旱，失去生活保障的驿卒只好走上造反的道路，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农民造反领袖的李自成。

　　第三，不得要领。明朝末年积重难返的问题，主要源自于制度本身，所以，要想使大明朝中兴，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但是，崇祯皇帝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不可能想到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所以他只能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比如，惩治贪官，他只能要求举报最大的贪官，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要改变产生贪腐现象的社会根源。人是不能超越历史局限的，长期生活在深宫中的朱由检更不例外。朱由检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对大明王朝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崇祯皇帝的新政和他惩罚腐败的举措，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最终只能是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