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当“为民”而作
张江：文学为谁而作，如何去作，关系到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决定着作品的接受和传播。为民而作，和之者众；为己而作，和之者寡。流连于个人喜好，放弃为民职责，其言其辞，不过自娱自乐而已，遑称文学。
刘跃进：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提出，文章当“系于意，不系于文”。他阐释说，所谓“系于意”，要义之一就是“不为文而作”。文章本为文，但却不为文而作，道理在哪里？为文而作者，“技”“艺”当头，着力用心在各种手法，将作品装扮成“美文”，用技巧博取名声，炫耀自己。文学创作需要技艺淬炼，但技艺不是唯一要素。白居易倡导新乐府创作，就是要尽到一个谏官“补察得失之端”的职责，通过文学去反映人民的生活疾苦和精神诉求。现在看来，这种主张把文学的作用简单化，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他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与人民大众、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今天看来依然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迪。
纵观历史，很多作家之所以获得后人的尊崇与爱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都关注现实生活，体察民生疾苦。他们不是为文而作，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推动社会进步。文学史也证明，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在社会思想的表达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为民众所接受，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真正影响。仅仅“为文而作”，止于对文学形式本身的琐碎玩味，止于追寻所谓抽象的艺术之美，只能离民众越来越远。如北宋初年的馆阁文学一样，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用典繁复，“独恨无人作郑笺”，最终只能被历史淘汰。
“为民”而作还有一个情感立场问题。有些作家，总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众生，不关痛痒地谈论民间疾苦，甚至将这种疾苦当作猎奇的对象招徕看客。在他们眼中，劳苦大众不过是蒙昧、愚蠢和不开化的表征，所谓的“为民而作”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数年前，“底层写作”曾作为一种新的创作观念在文坛引领风骚，造成很大影响。最终却未能行远，其中屡遭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底层写作与底层民众的情感隔离问题。谁的底层？何种立场？如果禁不起这种追问，它只能是“他者”想象的“底层”，是用“底层”装扮起来的写作，不过是“写作底层”而已。只有放下姿态，把自己从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变成与大众水乳交融的情感共同体，真正在思想上、情感上融入大众，去努力实践“为民而作”，他的笔下才会流淌出带着普通大众情感温度的浓情和诗意。
今天，文学的内容、形式、风格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但是，文学书写人民的历史、表达人民的心声，触摸时代的脉搏、传递美好的信念，凝聚民族的力量、展示文化的方向，这些基本准则不会过时，需要我们传承。
“帝王热”的病象
张江：道理讲得很清晰，现实却令人遗憾。当下一些“师”和“家”们，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视界局限于宫闱、官场之中，远离现实和民众，一派孱弱扭曲的病象。这让我们担忧中国文学向何处去，难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能成就我们的文学？
方宁：非常凑巧，在我任职的单位附近，有一个与某电视剧同名的酒家，每到开张营业之时，隔着玻璃大门，就能看到那些高髻盛装的“清代宫女”，排列成行，每逢客至，便含胸低首，或款步而来，或摇曳而去，成了一道鲜明的风景。观者乐此不疲，演者经久不衰。当然，这可以看做是商家招徕生意的一种策略，用不着过于认真，但它的确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一种文化现象对大众心理的影响。
也许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王朝”“太子”到“帝国纵横”，从“格格”“美人”到“后宫秘史”，不仅文学作品盛行，翻拍的影视剧也泛滥成灾，连带着演员也成了狂热追慕或谈论不歇的对象。
“宫廷剧”的流行，不仅让昔日帝王嫔妃的生活经由文艺作品满足着今天围观者所期待的心理快适，更重要的是，观者对于宫闱大幕下的权谋心机、尔虞我诈，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复仇手段，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津津乐道，刻意模仿。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将古往今来的历史简化为权谋倾轧，竞相表现野心图逞的手段，难道不正透露出当前文化的病象与危机？
文艺的背后是文化。流行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潮流。当社会的娱乐焦点集中在所谓的“英雄”，或是那些看似“成功者”的帝王将相身上时，作为历史真正主体的人民大众，只能沦为苍白平庸的看客。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身份，早已在今天的文艺中被模糊掉了。创作者不仅为观众生产艺术作品，同时也为自己的作品生产着观众。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大行于市的“帝王剧”“宫廷戏”博得了受众的喝彩，便由此判定“观众喜欢就是硬道理”，在我看来，它不仅忽略掉了创作者的责任，也模糊了文化价值的标准。
有一位画家的观点我深为赞同。他说：建设文化强国固然好，但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强国？高质量的文化可以强国，低劣的文化只能弱国，甚至乱国。事实上，谈论文化，谈论灵魂，谈论精神，就是在谈论人类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传统。尽管在今天，人们在谈论“价值”问题的时候可以持各种各样相对主义的立场，可以隔岸观火般地把“价值”说得一无是处。但说到底，“价值”终究会时时伴随在我们身边，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就这个意义而言，那些被热捧的“帝王剧”“宫廷戏”，以及泛滥成灾的“才子佳人演义”，恰恰呈现出了一种文化病象，它们生产的是虚假苍白的主体，而历史真正的主体——人民大众，仅仅成了“围观”与“喝彩”的道具，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