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王琦瑶房间里举行的派对成了巴黎沙龙的戏仿，那么记忆王国中上海小姐的重现则表现出非意愿式记忆（mémoire involuntaire）本真性的灵晕，它同已经被认为永远逝去的过去之间重新结成了联盟。康明逊，另一位派对常客，前上海实业家姨太太的儿子，在一个昏黄的下午，终于在王琦瑶和前上海小姐之间画上了等号。很长时间以来，只要一看到晚间聚会上的优雅女主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深深触动了他。由于出生在这个时代的转折关头，康明逊“深知这城市的内情，许多人的历史是在一夜之间中断，然后碎个七零八落，四处皆是”。而王琦瑶住的这条弄堂，“是城市的沟缝，藏着一些断枝细节的人生”。尽管王琦瑶第一眼看上去并无沉鱼落雁之貌，但康明逊却觉得“王琦瑶身后有绰约的光与色，海市蜃楼一般”（《长恨歌》，第190页）。在他们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之后，他觉得这个女人“是上个时代的一件遗物，她把他的心带回来了”（《长恨歌》，第190—191页）。

　　这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是因为他的家庭绝不会接纳像王琦瑶这种背景的女人，没有希望是因为他知道他作为姨太太的儿子，不能做任何违背家庭利益的事情。这种进退两难之境使康明逊刹那间直觉到他和王琦瑶所属阶级的脆弱和无助：“他和王琦瑶其实都是挤在犄角里求人生的人，都是有着周转不过来的苦处，本是可以携起手来，无奈利益是相背的，想帮忙也帮不上。”（《长恨歌》，第193页）

　　《长恨歌》里的阐释循环（事实上这一循环出现在王安忆所有的上海书写里），总是以美与爱开头，以对于经济、社会、阶级地位和利益清醒、无悔的承认收尾。作者让叙述者沉迷于美学和心理学的时间越长，故事转回到算计和实利的领域就越无情，这个领域才构成了真正的上海人自我意识的哲学核心。小说所描绘的上海小姐的女性气质和细微情绪，同她用最不自恋、最不感伤的方式守住自我意识和自怜能力是分不开的。这种能力在故事一开始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当这位上海小姐还只是个19岁的学生时，她把自己的贞操作为“本来就是他的”献给财多权重的李主任之前，体验到的“只是一点点惋惜”。

　　从头至尾，王琦瑶对她自己在世界上的恰当位置（她的阶级地位）都有着清楚的认识。城市的秘密预设了某些人可以熬过痛苦；她是城市的心，当城市生活的具体细节已经退场的时候，她只会在黑夜里一个人哭泣。王琦瑶和康明逊在对方那里认出了自己，他们渴望某种可以共享的文化，这种文化沉淀在某个逝去的时刻，而这种渴望被封锁在永恒的悲伤感之中。

　　上海衰退的中产阶级在纨绔子弟那儿找到了自己的继承人，在某个颇具讽刺意味但有着社会学重要性的意义上，后者规定了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消费大众。 纨绔子弟在这里被反讽地定义为“这个庸俗的时代优雅的少数人”（《长恨歌》，第326页）。他们的共同名字是怀旧，虽然他们都是新人，无旧可念，可他们“看见那屏障般的乔治式建筑，还有哥特式的尖顶钟塔，窗洞里全是森严的注视，全是穿越时间隧道的。……再有那山墙上的爬墙虎，隔壁洋房里的钢琴声，都是怀旧的养料”（《长恨歌》，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