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一个人既然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只能一无所有，那么早早脱身而去，不是更好吗？随它去。

　　这种明显的虚无主义不只是对马太福音引文的否定，不过认识论上的绝望在这里表现得却不像绝望，而是宁静的获得。尤其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个复仇者的口吻，甚至也不是一个仍然沉浸在悲哀之中的人的口吻，不是一个继续受人人都有的自利心驱使的人的口吻。不是虚无主义而是真正的无动于衷，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了解了伊丽莎白时代无助于回答这个问题，阅读亚里士多德或蒙田也无助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理解这种无动于衷的精神特质，只是因为我们理解哈姆雷特。我们也不能指望通过了解弗洛伊德更好地理解哈姆雷特。在前四幕中，亡父的形象确实比某个生父更有力量，但到了第五幕，亡父甚至连守护神的影子都不是。他仅仅是一个前辈，是“这一个”之前的那个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而现在“这一个”更加重要。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那个哈姆雷特身上充其量能引起普遍感动的形象，是极具原创性的表现，他在概念上包含了我们，形成了我们此后的动机心理学。我们的心理图景或一般理论也许来自弗洛伊德，但弗洛伊德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是从莎士比亚那里继承了这种心理表现手法的，弗洛伊德的手法充其量更加精妙出色罢了。弗洛伊德会说，一切生命的目的都是死亡，但他却没有说“随时准备着就是了”，也没有说俄狄浦斯情结的传递有赖于从死去的父亲形象移到所有生者的形象。当郁利克的骷髅代替了头戴盔甲的鬼魂之后，成熟的哈姆雷特也就取代了自我责罚的复仇者，一种关于死者对生者之力量的别样理解也就创造出来了——它出现在远不只是一部戏剧或戏剧诗的作品之中：

　　哈姆雷特：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霍拉旭！要是我们用想象推测下去，谁知道亚历山大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

　　霍拉旭：那未免太想入非非了。

　　哈姆雷特：不，一点不，我们可以不作怪论、合情合理地推想他怎样会到那个地步。

　　可能导致可能，可能推进想象，亚历山大实际上就是死去的父亲的替身，后者是丹麦的亚历山大。激动的哈姆雷特在简化式思维中会将他自己的生命尘土也托付于同样的可能，但这时我们与他分手了，霍拉旭是我们的替身。哈姆雷特对霍拉旭的激赏，为莎士比亚的读者或演员与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之关系确立了永远的模范：

　　听着。自从我能够辨别是非、察择贤愚以后，你就是我灵魂里选中的一个人，因为你虽然经历一切的颠沛，却不曾受到一点伤害……

　　这段话不是说霍拉旭和读者不会有哈姆雷特的遭遇，而是说正因为他们从哈姆雷特那里学到了无动于衷，这是他们无法亲历的，尽管某种程度上可以分享，因此他们实际上不会受到一点伤害。他们活着是为了讲述哈姆雷特的“冥冥中的判决”的故事，但那个故事既不是冥冥中的，也可能不是判决，因为既然无动于衷就不会有什么判决，也不存在什么冥冥中的安排。

　　哈姆雷特只是在最后才是无动于衷的，因为我们在第五幕所看到的哈姆雷特是在爱之外的，尽管他反对这样的说法。这并不是说他从未爱过乔特鲁德、奥菲利娅或死去的父亲还有那可怜的郁利克。哈姆雷特是一个演员吗？是的，在前几幕他是，但第五幕却不是，在这里他也不再做戏剧导演，最后甚至放弃了诗人的职业。在前面几幕的哈姆雷特形象中，语言是支配性的，但在他最后的陈述中，语言几乎就是透明的幻觉，哪怕仅仅是因为他濒临无以言表的边缘：

　　你们这些看见这一幕意外的惨变而战栗失色的无言的观众，倘不是因为死神的拘捕不给人片刻的停留，啊！我可以告诉你们——可是随它去吧。

　　显然他确实知道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我们也渴望知道他本可以告诉我们的一切，因为莎士比亚有能力让我们相信，哈姆雷特已经获得重要知识。“无言的观众”是一个有关戏剧的不朽的说法，它暗示，这种知识本身是“关于”幻觉的。但是在这种说法的前后有两句告白，它们是对霍拉旭说的，也是说给我们听的。“我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还没有哪个形象如此威严地站在生死世界之间的门槛上。当主人公最后的话语游移在“啊！我死了，霍拉旭”和“此外仅余沉默而已”之间时，我们再次清楚地认识到，他可能有更多的话可以说，这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而不是死亡的“神秘之国”。这暗示哈姆雷特会告诉我们，他已经懂得表现的本质，因为他明白是他自己在表现。

　　莎士比亚把总结陈辞的机会让给了福丁布拉斯，但他的话是一种反讽，因为福丁布拉斯所体现的仅仅是重复性程式：有其父必有其子。“军乐和战地的仪式”这句话是大声说给死去的父亲听的，而不是说给死去的儿子听的，后者看到福丁布拉斯的军队为争夺一小块土地而进发时曾说：“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读者的看法只能与霍拉旭一致，他比福丁布拉斯更理解哈姆雷特的临终之语：“他的意见是可以影响许多人的。”只是在很次要的意义上，这句话才可以理解为，他会影响许多人去拥戴福丁布拉斯。霍拉旭是观众的代表，福丁布拉斯则代表所有死去的父亲。

　　因此，霍拉旭热爱哈姆雷特的理由也就是我们热爱哈姆雷特的理由。我们知道，霍拉旭既不同于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不同于波洛涅斯、奥菲利娅和雷欧提斯，也不同于乔特鲁德，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克劳狄斯无法利用霍拉旭。批评家们曾对霍拉旭在丹麦宫廷中暧昧不明、捉摸不定的身份进行过评论，已故的威廉·燕卜逊曾坦言，他对哈姆雷特居然会在霍拉旭身上发现自己所没有的美德而感到恼怒。不过一方面莎士比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我们必须热爱的哈姆雷特，他具有我们所缺少的品质，因此与他相比，我们难免相形见绌，但另一方面，他又为我们塑造了霍拉旭，他是我们的代表，为了我们他坚忍地爱着。霍拉旭忠诚但有限度，他抱着怀疑的态度，是有着深刻怀疑精神的哈姆雷特的同伴，但他从不怀疑哈姆雷特。把霍拉旭从戏剧中抹去就是把我们从戏剧中抹去。这个悲剧可以去掉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而重新安排情节，甚至可以去掉雷欧提斯，福丁布拉斯就更不用说了。但如果去掉霍拉旭，哈姆雷特对我们来说就会觉得非常陌生，我们也就别指望理解哈姆雷特及整个戏剧最为原创性的特征，即那种普遍的感染力。

　　霍拉旭体现的是我们与他的肯定性伙伴关系，而认为哈姆雷特体现的是否定，这样的说法虽是老生常谈，却也真实不虚。这种否定的源头应该说来自圣经，这也正是它对我们来说何以太有弗洛伊德色彩的缘故，因为弗洛伊德的否定可以说是圣经式的否定而不是黑格尔式的否定。哈姆雷特类似于圣经的人物，而不像是荷马或索福克勒斯的人物。像面对耶和华的希伯来英雄一样，哈姆雷特需要成为自己的一切，但同时又得明白他什么都不是。哈姆雷特对压抑的摆脱仅仅表现为认识上的复归，而不是感情上的复归，他的思想从性的过去解放了出来，但也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他对性的厌恶不断加深。哈姆雷特当初所热爱的东西也就是圣经及弗洛伊德的人物所热爱的东西：权威的形象，死去的父亲，死去的父亲所爱的对象，后者也是克劳狄斯所爱的对象。当哈姆雷特成熟之后，或者说完全回归他自己之后，他超越了对权威的爱，他的爱彻底熄灭；也许可以说，在整个第五幕他都在死亡，而非单单决斗那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