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 者：李怀宇 著

　　出 版 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3-6-1

　　【作者简介】

　　李怀宇，1976年生于广东澄海。传媒人，多年从事知识人的访谈和研究。作品有《访问历史》、《知识人》、《知人论世》、《访问时代》等。

　　【内容简介】

　　上个世纪的中国，历经一波波战火的蹂躏与政治的动荡，许多华人被迫远渡重洋，在异乡找寻避风港。尤其美国东岸，不仅是政治中心与财经重镇，更是常春藤名校云集的人文荟萃之所，一向吸引许多华人菁英在此处落脚。他们之中不乏举国闻名的学者、权倾一时的政客，以及名门世家的子弟和初出茅庐的学子。因缘际会下，他们打破阶级的藩篱，谱出一段段患难中的情谊，也共同在他乡为自己留下历史的告白，在异国的土壤播撒故国文化的种子，在海外耕耘出一片成果丰硕的文化园地。

　　本书作者特别远赴美东，走访十二位海外名家，倘佯于哈佛等名校优美的景致中，在平易近人的笑谈中，倾听他们畅谈人生与创作生涯，并藉由他们的亲身经历，评点过往的风云人物、雅事趣谈，细数一页页风卷残云的往事。

　　【目录】

　　自序

　　余英时：知人论世

　　张 灏：探索时代

　　唐德刚：历史三峡

　　夏志清：重评小说

　　张充和：古色今香

　　孙康宜：文学虔诚

　　赵如兰：剑桥新语

　　林同奇：哈佛潜学

　　董鼎山：纽约梦寻

　　王鼎钧：通达文章

　　巫宁坤：受难心史

　　刘再复：悟证人间

　　后记

　　简体版后记

　　【书摘】

　　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沈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后，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钱穆那时候心情不好，教书也没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湾找经费。学生的学费都交不起，后来余英时的成绩比较好，算是免费的。老师们非常艰苦，就靠自己写稿。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来。余英时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他说：“我也不喜欢香港的殖民地生活，虽然我已经在新亚书院念了一学期，还是觉得在燕京大学好，因为在香港我不知将来干什么。”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后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后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1952年4月发生了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使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６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毕业以后，余英时反倒跟钱穆谈得多一点。“我跟钱先生谈的都是怎么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他是学与思并重，是学者也是思想家。”

　　有时候，余英时的父母请钱穆到海滨去喝茶，常常谈一天。钱穆《师友杂忆》的那些故事，余英时从那时候就听起了，也劝他写下来。“他的记忆力非常了不得，晚年眼睛瞎了，就靠回忆，这些东西大体上去查证，都很准确，次序井然。有一次讲胡适在北大为了蒙文通的事情，跟他谈到中午，胡适要解聘蒙文通，钱先生不赞成。后来我在胡适日记里一查，确实如此。有些抗战时的事情，我查了吴宓日记，也是相当准确。他有些话很有意思：人的记忆才是他的真生命。真生命才能记得，如果忘了，就不是在生命里很重要的。”

　　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几个研究生，余英时也在其中。进入新亚书院以后，余英时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他也念有关西方的东西，当时就感觉到不能光看中国的东西，要有比较世界性的眼光，对西方的历史思想，后来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虑。“不过我最早很注重社会史，甚至经济史，我不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想自己另作研究，早期的作品反映了这一点。我一方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为故国文化延续了一脉香火。在钱穆逝世后，余英时将纪念钱穆的文章结集成《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以余英时的专著而言，标举历史人物大名者还有多本：《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这些著作的重心实则投注在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余英时在谈新亚书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亚学规》：“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或许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时治学中的一些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