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资料图片

　　《文学地理学会通》

　　杨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最近出版了58万言的《文学地理学会通》，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引起广泛关注。从杨义先生澎湃的学术激情，以及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来看，他心里确实揣着一个大国学术之梦，就是他说的“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地图”，就是“要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深度的文化对话”，“显示我们现代大国的文化解释能力”。日前，在北京举行的《文学地理学会通》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认为：该书原创性的思想理念和学术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

　　对文学史观念和方法的开拓

　　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一直以来，我们有一种焦虑：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到现在，如何再往前推进，如何进行创新？杨义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提出首先要通文本，然后要通文史，还要通古今，通中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古代文学研究如何推进，在当前普遍焦虑的情况下提出的新途径。这些年出版的几部文学史，除了章培恒的文学史提出文学和人学的关系以外，其他的文学史没有什么观念和方法上的新突破。杨义的文学地理学在文学史观念和方法上巨大的开拓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研究中，以朝廷为中心的考察视野。他提出了“边缘活力”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整个文化的生产力不仅仅是在朝廷这个中心，而且它还要有一些在边缘地带。边缘视野的开拓，具有本质意义。

　　第二，突破了传统古代文学研究只专注于汉族文学的研究格局，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广阔空间。杨义首倡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是在荷马史诗、印度史诗之外的人类第三史诗高峰。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不应像过去写文学史那样，条块分割，这一块写汉族，然后写一章一节少数民族作为补充，互相之间没有深层关系。突破这种汉族中心主义传统模式，对整个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方法上和观念上的突破。

　　第三，突破了传统文学史撰写和研究以传世文献为基本载体的模式。开始关注到文学史研究资源，不仅有传世文献，还有出土文献，还要关注民间的口头文献。这也是中华文学记忆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方法论的启示。目前古代文学研究不太注意田野调查，也不太注意口传，还是被研究士大夫文学为主的观念，长期约束着我们的视野。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杨义的文学地理学为我们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打开了的视野，提供了新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其意义是很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