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宫铃，网名胡同台妹。台湾资深媒体人，先后从事广播、报纸、电视与网络媒体，专职采访台湾时政与两岸新闻。2004年起，多次跨越两岸从事新闻报道工作。2005年，报道全国两会。多次担任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深圳卫视、黑龙江卫视等媒体特约评论员。本文摘自《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版）。
从小到大的“北京梦”
对于台湾人到大陆工作、发展，大概首选就是上海，其次就是广州那一带。北方城市对于台湾人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我不一样，而是从小就对北京这个城市充满了向往。
我的爸爸是安徽人，妈妈是北平人。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又是全家族第一个小孩，我妈就把我交给姥姥照顾。姥姥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有事儿没事儿都会讲起老北京的人与物、是与非，于是我幼年的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深的北京烙印。在姥姥的心目中，只有“北平人”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胡同里的街坊邻居见了面，会温文有礼地打招呼，礼节繁复，显出皇城的雍容气度。
从小我就是个爱听故事的人，最喜欢在幼儿园下课的午后，缠着姥姥跟我说北京的故事。在我小小的脑海中，北京是一个可能比台北还熟悉的概念，胡同、叫卖、穿街走巷的小贩子，还有相声、京剧以及天桥的艺人，是如此鲜活地在我脑海中像走马灯似的活跃着。我始终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也要去北京看看这样的表演、过这样的生活，而所有的这一切就成为我这个在台湾生台湾长的小孩的童年回忆的重要组成。
从小我是吃姥姥做的饭菜长大的，那肯定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北京美食啰！饺子、打卤面、炸酱面这些就不用说了，姥姥还能做蒸饺、各类的饼。在台湾，北京人并不多，要吃到北京菜并不容易，但我却是天天接触，特别强调这个是希望各位读者能够了解一件事，台湾地处福建省外海，在气候上、生活习惯上，跟地处华北的北京那是天壤之别，所以在北京很平常的东西，到了台北那就会是相当稀有了。
就拿酸菜这东西而言，台湾也有酸菜，但跟北京乃至东北的酸菜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种外省人独有的食物，连在台北市都可能只有南门、东门这两个市场才有，因为外省人聚居，才能找到。但我从很小就吃酸菜白肉火锅、夹肉烧饼、合菜戴帽、花素蒸饺、牛肉馅饼、韭菜盒、肉丝拉皮……这些特殊的食物，而吃惯这类型食物的我倒成为我这个台湾小孩在生活上的特殊性。不过，特殊算是好听的了，我对台湾本地的一些小吃，因其料理上跟北京的饮食习惯大相径庭，因此有些台湾小吃我基本上没法吃，这也让我无法“合群”，直到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后，才因为方便这个理由，慢慢地能够接受许多台湾小吃。
因此我也深深理解，许多旅居海外的华人为什么回到家乡会扯开腮帮子吃家乡味，因为乡愁里，食物绝对是深入骨髓的记忆，是终其一生无法抹灭与改变的！
当然啦，我的北京标志不只在饮食上，我的口音更是明显的北京招牌。我的姥姥至今九十多岁，在台湾生活已几十年，却仍然是一口纯正京片子，但不是那种带有许多儿化音的胡同话。
有了姥姥这个“私人教师”，因此我的国语水平比同龄人要高出一大截，所以我从小学就经常参加演讲、朗诵比赛，也常得奖。由于当时两岸的交流较少，我的国语就成为非常明显的特长，直到琼瑶拍了《婉君表妹》，戏里头的小金铭让京片子风靡一时，我才知道原来大陆的小孩都是这么说话。
此外，姥姥跟母亲脱口而出的北京歇后语，更让我刚到北京时着实神气了一把，有许多甚至连北京人自己都没听过。例如，天桥上耍把式——光说不练，这句大家都很熟悉了；再比如，面锅里煮皮球——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气，这句话我就从没听其他人讲起过。
我从父亲那里得知的就是对大陆的整体概念了。例如，当先施百货在台北开张时，我爸就带着我们全家去光顾，他说，在上海最新潮的就是先施百货了。另外，小时候有一次脚趾甲长进了肉里，脚肿得无法走路，换作是在其他的台湾家庭，都会被送去医院做一个小手术，开刀缝线，剪去多余的趾甲，前前后后要折腾几个月。爸爸却找到了一家上海澡堂，带我去那里处理了脚趾甲，里面有一个老修脚师傅，轻轻松松十多分钟完事。澡堂是只有男人才能进的，我大概是唯一一个进去过的小女孩。
至今我仍然保留对那个老师傅的印象，他头发花白，戴着老花眼镜，手里经常提着一个照明灯。他一手拿着锉刀，要对我施行修剪，我很害怕，老先生看出了我的恐惧，一边安慰我，一边果断地进行治疗。三下五去二的功夫，嵌在肉里的一大片趾甲就被取了出来。
由于生在一个外省人的家庭，又有着姥姥这样的老北京，因此，姥姥口中的北京城，那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到皇帝紫禁城的地方有机会是一定要去见识的。这个愿望终于在2004年的初夏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