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突围》

　　国内跨领域研究学者陈勇撰写的《中国式突围》一书，近日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以通俗的语言探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和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不同区域、企业的影响。作者在书中提出面对金融风暴，中国必须用一贯的理性和冷静汲取那些跌倒者的教训，反思自身发展中的不足与问题，站在产业分工更有利的制高点，寻找走出困境的中国式答案。

　　本书不仅从宏观经济背景、中观产业政策阐述金融巨变下的政府经济战略，更从微观经营方面，全方位解析了中国企业危机中“突围”的生存之道。

　　本书第一部分“全球困局”即探讨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它演进到今天的幕后推手，以及这场危机的走向和持续的深度，并集中分析了中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可能争取的有利地位和再造中国经济黄金30年的可选途径。

　　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国机遇”，主要阐明了中国经济在危机中遇到的产业升级机会和获取世界金融体系话语权的途径，并通过对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等区域经济升级、转型等多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应对之策。对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竞争力，保持经济稳步增长，大有助益。

　　书中的第三部分“中国企业突围”，旨在帮助处于经济漩涡之中的中国企业拨开征程中的迷雾，坚持世界级企业公民的梦想，开拓了多种中国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并号召中国企业家在风暴中集聚力量，与中国经济共同实现新一轮的腾飞。

　　本书试图向读者解开以下悬念：

　　● “经济瘟疫”为何周期性地肆虐全球？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像幽灵一般游荡，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备受冷落的德国马克思纪念馆最近热闹起来，馆长笑着说：“我经常听到来这里的人们说：这个人说对了”。

　　● 美国和中国“增长极”是此消彼长，还是共存共荣？

　　按照“增长极”理论，某个区域一旦形成增长极，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扩散，进而演变成“经济带”。美国是一个更大的区域增长极，其经济辐射全球，使得许多国家变成了它的“卫星国”。中国最有可能打破这种单极格局，并乘势“全球定位”，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极。

　　● 中国能否率先突围？

　　龙永图认为：中国经济“就像飞机刚刚起飞，谁也阻挡不了。”若要再造30年辉煌，需要安装怎样的增长引擎？

　　● 金融危机的最坏结果是什么？

　　乐观者认为，世界经济将呈V型复苏；悲观者认为，世界经济将呈L型拖累下去；中庸者认为，世界经济将呈U字型复苏。还有一种极端论调，认为这场危机可能被“战争狂人”利用，为了转嫁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而铤而走险。

　　作者简介：

　　陈勇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获管理学博士，后从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精通宏观经济学，洞悉组织管理，国内少有的跨领域研究专家。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发起的“国研?斯坦福中国企业新领袖培养计划”主要执行人。著作成果：《生死转型》、《世界是弯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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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下一个黄金30年

　　中国下一个黄金30年

　　一、“十七大报告”早已预见全球金融危机

　　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其蔓延之势超过所有人的想象。人们在2007年，甚至在2008年都没有想象到它会以如此的速度汹涌而来，扑面而至。

　　当2008年第29届北京夏季奥运会成功举办，人们还沉浸在节日庆典的气氛当中，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没有人想到巨大的威胁已经降临到我们身边。可是，当我们清醒地拨开历史的迷雾，把目光投回到2007年却惊奇地发现，中国共产党于2007年10月15日举行的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明确提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要特别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并且未雨绸缪地指出，在未来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两个重大进展，一个战略性调整和四个更加提高。所谓两个重大进展是指：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战略性调整，指的是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所谓四个更加提高，指的是自主创新能力、节能环保水平、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四个方面的更加提高。

　　客观地讲，即使不遇到外部的金融危机，中国的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调整已然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为这场深刻的变革和调整做了充分的准备。从30年快速发展到未来30年的科学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转变的超越与阵痛。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对目前金融危机造成的局部困难感到悲观与失望。即使没有这场危机，我们也一定要经历一场新生命的孕育、胎动和分娩。这种痛苦的过程越深刻，未来转型，中国发展的空间将越广阔。

　　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得这种转变的外部环境变得格外严峻。毕竟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以对外贸依存度高著称的庞大经济体。然而，在这种环境下实现转变，在加剧困难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采取更有利、更大胆的行动，把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未来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像过去30年一样，将中国的未来更多寄托在海外市场的增长上。

　　十七大报告特别提到，要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而言，有一个重大的概念变化，那就是从经济的增长到经济的发展。所谓经济的增长，一般而言，指的是区域经济出现总量上的变化；而所谓经济发展，更多的是指经济结构上的调整。

　　关于经济总量的变化，人们通常会关注四个重要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一个区域的产业增加值的变化情况。所谓产业增加值，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一个区域在一段时间里所实现的增加值，也就是GDP总量越高，则说明这个地区的增长速度越快。从增加值的计算方法来讲，它反映出来的是这个区域经济中，企业体税后利润加上所纳税金，以及人员工资和折旧之后的总额。其增长得快则说明这个地区的企业单位创造的利润较多，上缴的税收较多，发放的工资较多，或者提取的折旧较多。同样，GDP的概念也包括GDP总量和人均GDP。当一个地区的人口数相对固定的时候，GDP总量的上升也就意味着人均GDP在逐年的提高。以我国广东省为例，广东省的GDP已经超过人均1万美元，我国香港地区则是22 000美元，台湾地区达到16 000美元，韩国则是21 000美元。当我们比较地区与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时，通常会用GDP总量和人均GDP来衡量。

　　第二个指标通常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指的是这个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数，它并不代表这个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的高低。而真正反映这个地区消费能力、储蓄水平和生活水准的经济指标，则是家庭或人均可支配收入。通常统计部门是通过入户调查、记录家庭收支情况等方式来进行客观记录与反映。这项指标增长较快，则反映某一地区人们能够支配的物质条件有较大的增幅。反映出人们的消费水平出现较快增长。

　　第三个反映一个社会的增量情况的指标通常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就是这个地区从商业的批发和零售角度所实现的总体销售额。这一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商业部门扩张的速度快与慢，它反映区域中不同门类的产业在对本区和外区消费者提供产品与零售服务方面是不是创造了更高的水平。

　　第四个增长指标则通常是财政税收收入增长。通过一个地区财政税后收入的增长与变化，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地区的经济总体增长情况以及当地政府所能够拥有和控制的财力增长情况。而这一指标通常又反映出当地政府能够用于社会建设、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经济建设的总体实力以及增长后劲。

　　但是，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的从关注增长到关注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是在告诉人们，不仅要关注产业增加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以及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的总量部分，而且还要越来越多地关注增长中的结构问题，也就是发展问题。经济运行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只讲究追求经济总量，则会导致经济的片面失衡。如果单纯是为了突出追求总量，人们可以将资源和要素畸形地集中到某一个区域、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部门，这种短期内的急速集聚很容易拉动经济总体的增长。但是，因为布局的不合理、结构的不协调、资源配置的不科学，也会导致这种增长形成泡沫，难以为继，缺乏后劲，甚至集聚影响社会稳定的金融风险，这不是科学发展观所提倡的可持续增长。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要求我们科学发展不仅关注总量，还要关注结构。

　　对于发展的关注通常也有四类指标。第一类指标，是在科学的发展中，如何实现GDP存量与增量的合理变化。在一个区域经济中，通常都有现有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也会有这个区域通过有效布局，吸引外部资源而希望发展的增量产业。光有GDP总量的增长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清楚地知道，我们所涵养的传统产业是不是保持增长，我们所扶持和培育的新增产业是不是有更快的发展。增量部分的结构，反映出来一个地区发展的后劲与未来空间，它的价值在很多时候要高于单纯地关注一个经济的GDP绝对值。

　　第二类指标是指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一个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原有的产业结构进行升级、换代和优化。过去30年中，中国各个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增加财富，创造更有利的竞争态势，以及更大地解放生产力，都是在改革中勇于创新，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同志常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在抓老鼠的过程当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改革中允许出现的失误和不足。30年来，我们一路高歌猛进，但是30年后，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走过的路。对已经出现的、阻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方法，必须坚决地予以调整，而且勇敢地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转型，引导资源向有利于区域经济科学发展的未来方向上展开配置。这一优化过程，在现实中往往是痛苦的，因为人们通常都会习惯长期从事的工作，形成习惯思维，形成习惯做法，形成习惯套路。要改变这种习惯只有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又必须与经济生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相结合。我们不能认为昨天的成功一定能带来今天的成功；我们也不能认为今天转型的困难意味着明天还会困难。

　　因此，广东省委在2008年之初提出，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双转移”战略，就是要把处在发展的先进阶段的珠三角地区主动升级，主动换代，腾笼换鸟，将不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和趋势的产业和劳动力转移到珠三角之外的后发达地区，实现产业的顺利承接，同时又使得珠三角能够攀上产业的更高阶梯，吸引更高素质的产业从业人员。

　　然而，改革是如此艰难，因为金融风暴不期而至。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没有退路，不能回避。就像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永远不为风险所惑，永远不为挑战所惧。追求科学发展，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追求更大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带给我们的最大愉悦就在于经济的升级与腾飞，人民生活的更大改善。

　　发展所关注的第三类指标，就是不仅看财政税收收入的总量，还要关注财政税收支出的结构。区域经济的财政，通常主要投入到区域的公共服务和维持区域行政管理能力方面，富余的部分则用来支持区域的经济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展示着一个地区用有限财力投放的方向、发出的信号和解决的问题。经济要发展，结构要均衡，广大群众要受益，未来方向是共富。财政支出的结构承载着沉甸甸的分量，决定着我们二次分配的效果，以及我们社会经济发展最终质量。它到底是可持续的，还是昙花一现的；是社会大众的，还是利益集中的，财政税收支出的结构给人们最多的启示。

　　经济发展的第四类指标，还包括对区域经济的消费、投资和区域外销售三者结构的关注。要想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然要不断培育本区域的消费水平。但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必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先进地区尤其要注重本地区消费水平的培育、消费市场的管理和消费者信心的维系，通过消费来带动生产，通过消费来刺激经济；而对于一些后发地区、跟进地区甚至落后地区，由于难以维持过高的消费水准，因此很长时间内都要靠投资和区域外销售来维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这需要一个过程，会有此消彼长的阶段。但是，做经济工作不能一蹴而就，不能刻舟求剑，也不能完全凭着理想主义；而应该实事求是，准确地对本区域进行定位，合理地搭配这三者的结构，使得经济不断发展，本地区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对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水平与质量不断提升，投资效果日益显著。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研究增长和发展问题并不是简单地摒弃增长追求发展，而是通过促发展来保增长。只有把发展问题解决好了，能够实现经济总量中间存量与增量的合理化，能够实现产业结构、主导产业和牵引产业的优化，能够实现财政支出的结构和谐化，能够实现发展指标之间互动可持续，我们的增长才有后劲，我们的增长才有质量，我们的增长才能够使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