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莱德海姆·费内尔在德国罗特韦尔当了一辈子诊所医生，还涉足埃及文化研究，是国际狮子会成员，没有犯罪记录，家庭财产丰足。这位面容友善的医生，24岁时在父亲寿宴上认识了活力十足的美女英格里德。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在去埃及开罗旅行结婚期间，英格里德主动提及自己的过往情史特别是一次差点要了她的命的堕胎经历，大哭起来，费内尔惊慌失措的抚慰她，发誓一辈子都爱她。

　　费内尔做到了这一点，但他与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英格里德从随口抱怨，逐渐发展到不分场合和时间的破口大骂，挑剔、辱骂与殴打就是她对他的一以贯之。60岁生日的前夜，费内尔脱光衣服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打量着自己，他终于明白，这一辈子直到生命尽头，他也只是囚徒一个--他将他自己对英格里德许下过的诺言，视为铁律，为之艰难承受着--然后坐在浴缸沿边，长大成人后第一次伤心地哭了。

　　72岁那年，在一天清晨再度遭遇英格里德的辱骂后，费内尔用斧头劈开了她的头颅，还连劈了十七下，过后报警。罗特韦尔的所有人都为费内尔感到遗憾，他被看成了圣人，而被杀死的英格里德则早就被邻里街坊厌恶。检察院在提起对费内尔起诉时说，费内尔原本可以有选择，比如离婚。

　　检察官错了，离婚恰恰是费内尔无法做到的，他笃信并恪守了那个并不值得的诺言，长达一生。当然，誓言、诺言本身不具备法律证据作用。这就是费内尔人生悲剧之所在，他的一辈子被束缚在一个自己认为存在、实际却并不存在的压力罐里，直至胀破爆发。

　　以上所述，并非虚构，而是德国知名刑事案件执业律师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经手处理过的一起真实案件。这起案例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比如，提醒沉醉于爱情的青年男女更理性的看待对方，案例中，费内尔在婚前就已经了解到英格里德的性格特质，却错将自己性格软弱与对方粗暴强烈的一面理解为互补，或者说或者是年轻时的英格里德靓丽性感的外形，与其恶劣性格形成了混杂型的吸引力，从而让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又如，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费内尔没有为自己及妻子寻找调适纾解矛盾的办法，还长期选择逃避矛盾，让英格里德更看不起他，让辱骂与殴打节节升级。此事还可解读为，法律条文与朴素的正义观念之间的矛盾，涉案者长期忍受婚姻暴力与突然爆发实施犯罪之间的强烈对立。

　　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将许多类似的刑事案件做了梳理，用小说的形式重新叙述了“罪行”的起因、过程与结果，结集而成《罪行》一书。这本书一经出版，在德国立即引起巨大反响，登上了《镜报》、《明镜周刊》等众多畅销书排行榜首，销量迅速超过50万册，还售出了32国外语版权。

　　这本书证伪了一些犯罪学家提出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该理论认为特殊的生物特征决定了一部分人更容易滑向作奸犯科），指出犯罪者与常人并不存在天然区分，犯罪的动机则是复杂的：

　　--有时会为了善、替代承担责任而犯罪。书中的《幸福》，讲述的是，东欧女孩伊丽娜非法移民到德国，在与一名政客进行性交易时，后者心肌梗塞死亡，她的同居男友卡勒为避免女友因此被捕或被遣返，将尸体肢解抛扔。但伊丽娜还是选择了自己报警。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为卡勒辩护时，称“为了爱情而实施的不法行为”，终于让两人被无罪释放。

　　--有时是避免自己最爱的人承担痛苦而犯罪。《大提琴》一篇中，富有音乐才华的姐弟俩，本来已经都看到了扬名立万的希望，家人为他们举办了专门的音乐会并请最著名的乐评家发表好评，但意外发烧并遭遇车祸的弟弟莱昂哈德成了彻底失去记忆功能、肢体多处解除的废人。卧床的弟弟开始要求姐姐特丽莎解开衣服，让他一边看着一边手淫，特丽莎事后都无助的坐在卫生间里哭泣，她最终让弟弟服下安眠药里，在她的怀抱里溺在浴缸水中死去。狱室里，特丽莎自缢身亡。

　　--有人是因为一成不变的工作环境的逼迫，被异化催生了怪癖，进而犯罪。《拔刺的男孩》开篇就介绍了事情的起因，一位博物馆保安入职时，调岗卡片被人事部门职员不慎遗失，这使得他在后来几十年的工作中都呆在同一个展室，面对同样的塑像“拔刺的男孩”。这位保安越来越怀疑男孩（塑像）究竟有没有找到那根刺，怀疑男孩（塑像）究竟有没有因此脚发炎，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担忧惊惧状态，最终推倒砸毁了塑像。

　　《罪行》书中收录的十一个案例故事，都讲述主人公如何基于不同动机，或受不同力量的驱动走向犯罪的经历，从中折射出人性的复杂，以及社会体制和法律制度在这种复杂人性面前显现出的呆板。费莱德海姆·费内尔笔下，犯罪者都有纷繁各异的人生、错综复杂的情感，让他（她）们走向犯罪的，有些是工作环境、家庭环境的推动，有些是社会问题及其负面影响在人身上的反映，还有些是因为由来已久的社会歧视而导致部分人掩盖心理问题、精神疾病而造成的；也就是说，要想减少犯罪，从根本上说应从社会、职场、家庭环境和观念等方方面面入手，让人们都能找到正确合理的诉说和解压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