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在岛内的影响看台湾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认同

■　王震亚

　　由于时间、空间的阻隔与历史、政治的原因，80多年来，鲁迅作品在台湾的传播或隐或显，其影响也时大时小，虽历经起伏、磨折，却保持了绵延不绝。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台湾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认同。

传播：影响巨大

　　终其一生，鲁迅没有到过台湾。但是他的作品却早已跨越海峡，在台湾广泛传播，至今已有80多年。
　　 从现有的资料看，发表于1923年7月15日《台湾民报》上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许乃昌)，是最早向台湾介绍鲁迅作品的文章。该文在介绍祖国大陆新出现的优秀白话文作者及作品时，特别提到了鲁迅。此后，1925年3月1日的《台湾民报》上又刊载了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张我军的一篇文章《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文章开列的书目中，《呐喊》排在短篇小说集之首。与此同时，自1925年1月1日始，至1930年4月5日止，短短的几年间，仅《台湾民报》(1930年改组为《台湾新民报》)这一家报纸，就陆续转载了鲁迅的9篇作品：小说《鸭的喜剧》、《故乡》、《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高老夫子》，杂文《牺牲谟》、《杂感》，以及翻译自爱罗先珂的《鱼的悲哀》和《狭的笼》。此外，《南音》、《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刊物也都登过鲁迅传略及与鲁迅相关的文章。总之，“当时的台湾文人透过中文与日文所接触到鲁迅的作品及相关资讯可说不少”。
　　 台湾热心于启蒙运动的青年人因鲁迅而感到“兴奋”。比如，作家兼学者杨云萍就曾著文谈及：“民国十二三年(一九二三、二四年)前后，本省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宰割下，也曾掀起一次启蒙运动的巨浪。对此运动……最大的影响就是鲁迅先生。他的创作如《阿Q正传》等，早已被转载在本省的杂志上……现在我还记忆着我们那时的兴奋。”钟理和也在回顾少年时代时写道：“当时，隔岸的大陆正是五四之后新文学风起云涌，像鲁迅、巴金、老舍、茅盾、郁达夫等人的选集，在台湾也可以买到。这些作品几乎令我废寝忘食。”甚至，还有一些作者借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来做自己的笔名，譬如林全田以“孔乙己”为笔名，发表诗作《日光下的旗帜》，徐坤泉以“阿Q之弟”为笔名发表《暗礁》等作品。尤其是终生行医，同时治文的赖和，更是崇拜鲁迅。可以这样说，在台湾新文学的初始阶段，鲁迅的影响是明显的、巨大的。
　　 1937年，就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4月1日，台湾总督府下令禁止一切报纸杂志使用中文，进而加强对台湾言论和思想的管制。在此情况下，鲁迅作品在台湾的传播自然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台湾知识分子阅读鲁迅作品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因为此前，日本已有不少鲁迅作品的日文译本，如《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史略》等出版。1937年，更有内山完造、佐藤春夫、茅盾、许广平等人合编的《大鲁迅全集》(共七卷)问世。而这些译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台湾，使得台湾新文学作家有机会较广泛地接触鲁迅的作品。比如起步于30年代的杨逵，就是在1938年从日本友人入田春彦遗物中得到了一套日文版的《大鲁迅全集》，从此便系统地阅读鲁迅作品，进而在思想、气质与创作风格上日渐趋向于鲁迅。
　　 战时的高压管制，随着日本的战败而消除。40年代后期，光复之初的台湾又一次出现了介绍以鲁迅为主的“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热潮。仅1946年秋，各类报刊就发表了各种纪念鲁迅的文章30多篇。稍后，鲁迅的《狂人日记》被列为“现代国语文学丛书”第一辑，由台北市标准国语通信学会于1947年1月出版。与之同时，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中国文艺丛书”第一辑也问世了。此外，尚有现代文学研究会出版的鲁迅的《故乡》(蓝明谷日译本)和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孔乙己·头发的故事》、《药》(王禹农日译本)。尤其是许寿裳，赴台后尽全力宣传鲁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发表了五篇有关鲁迅的专论，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
　　 然而，1947年初发生了“二二八”事件，1949年5月20日台湾当局颁布了《台湾地区戒严令》，同年12月27日国民党中央迁台。由此开始，几十年间，鲁迅及其作品在台湾遭到当局的全面封杀。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成忌讳——当胡云翼的旧作《中国文学史》当代部分在台湾重版时，不得不把鲁迅改写成“卢信”，将周树人改写成“邹述仁”。至于读者，“很多人仅仅因为书架上有鲁迅的书，就可能被抓走，判刑坐牢”。譬如乡土派作家陈映真，便是因为跟朋友“一起看鲁迅的书，一起谈论鲁迅的文学”，而于1968年被捕入狱，一关就是七年。但是，正如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马森所言：“虽说鲁迅的著作在台湾曾长期遭到查禁，可是热心文学的人谁没有偷偷地读过鲁迅呢？”一般人仅能从《鲁迅正传》中的引文部分“略读一二”。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两岸间的紧张关系有所松动。1987年7月15日，延续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解除。在此背景下，鲁迅已非不可闯入的雷区。当年10月，台湾《当代》杂志第十八期推出了“鲁迅专辑”；第二年12月，台湾《联合文学》第四卷第二期亦编发了《现代人看“丑陋的中国人”阿Q——再评鲁迅的〈阿Q正传〉》专辑。1989年秋，在鲁迅诞辰108周年之际，台湾的唐山出版社、谷风出版社、风云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1991年，鲁迅诞辰110周年，台湾再次掀起鲁迅热潮。《中国论坛》推出了《鲁迅定位的新起点——鲁迅一百一十岁纪念专辑》，从各个角度来评价鲁迅。此外，台湾出版界还在此前后出版了陈漱渝的《鲁迅语录》(四卷本)，卢今选析的《中国新文学大师名作赏析：鲁迅》等相关书籍。于是，许多以前没有机会接触鲁迅作品的台湾知识分子，也在解严后开始阅读，比如杂文家龙应台等。而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的施淑，亦在课堂上讲授鲁迅的作品，使得更多的青年学子，有机会深入鲁迅的精神世界。
　　 进入新世纪，虽然民进党一意孤行，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但在知识分子中，关注鲁迅的热度并未降低。这几年，有不少的台湾学者，如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教授蔡辉振、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教授许秀慧等，跨越海峡，来祖国大陆参加有关鲁迅的研讨会与纪念活动。2006年，台湾人间出版社与台北《新观念》杂志更是分别推出了“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的专辑和特辑。其中，前者选刊了鲁迅的三篇旧文及五篇中青代作者的随笔，后者则刊登了柏杨作品大陆出版总策划朱洪海与柏杨的对话《百年之后，我们还需要鲁迅吗？》

认同：意义深远

　　鲁迅在台湾的传播是连绵不绝的，影响是深远巨大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源自鲁迅其人其文的独特魅力与价值；而另一方面，则在于台湾知识分子对祖国的强烈认同。
　　 这种认同，在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对台湾文学归属的定位和现代语体文的确立。当时，倡导台湾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认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因此，倡导者们当然把学习、借鉴的目光投向祖国大陆文坛。而鲁迅，恰是“五四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张我军把鲁迅的文笔视为在台湾推广“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典范。他在对鲁迅所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作的批注中写到：“我读了他的文，非常受了感动，尤其爱他的文字之优美，立意之深刻。译笔又非常之老练，实在可为语体文的模范。”
　　 这种认同，在台湾光复之初的40年代后期，表现为恢复两岸间文化交流的努力和推动“中国化”时代潮流的形成。因为，经历了日本殖民者50年的统治，重回祖国怀抱的台湾同胞急于通过学习祖国的文字来感知祖国的文化传统，继承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民报》在社论中表示：“光复了的台湾必须中国化，这个题目是明明白白没有讨论的余地。”杨逵则与王思翔合作主编了《文化交流》，其封面所绘，是一个背上写着“台湾”二字的孩子扑向胸前写有“祖国”字样的母亲怀抱。诚如黄英哲所言： “战后台湾的文化重建，除了语言工具之外，还要借助鲁迅的道德建设，以‘诚’和‘爱’改造国民性。”所以，在当时的台湾文坛，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被大量介绍，而鲁迅作品是其中出版、转载最多的。可以这样说，鲁迅思想成为彼时两岸知识分子相互沟通的重要渠道。
　　 这种认同，在长达数十年的戒严期间，并无改变。台湾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对鲁迅作品的研读，来维系与祖国在精神上的联系。陈映真回忆道：“大约是快升上六年级的那一年罢”，阅读了有《阿Q正传》在内的小说集。尽管“那时候，对于书中的其它故事，似懂非懂。惟独对于这一篇，却特别的喜爱。当然，于今想来，当时也并不曾懂得那滑稽的背后所流露的、饱含泪水的爱和苦味的悲愤。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愚昧、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至于曾经在白色恐怖中偷读鲁迅作品的聂华苓，则在她创作的短篇集《台湾轶事》中寄托了无尽的思乡之情，“小说里各种各色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
　　 这种认同，对于今天的台湾来讲，更是反击各种“台独”倾向所必须的。陈映真说得好：“和我同辈的一小部分人现在有分离主义倾向。我得以自然地免于这个‘疾病’，鲁迅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国家贫弱、内忧外患交集的时代，鲁迅始终在探求富国强民、重铸民族精神的道路，他独立思考、勇于抗争的风骨能给人以鼓舞；因为，在社会经济转型，价值观念剧变，各种问题与矛盾激化的时代，鲁迅作品中蕴含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亦是当下的台湾知识分子极为需要的精神资源。
　　 令人鼓舞的是，同样受到鲁迅思想影响的、属于中青年一代的台北中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杨若萍也挺身而出。她清醒地意识到：“当今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居然渐渐演变成‘本土化=去中国化=台独’，而且从政治圈延烧到学术圈，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在这股潮流的裹挟下迷惘不知所从，这真是一件令人十分悲哀的事。如果我们年轻一代不自己下工夫认真研究历史，则不要几代我们就会把自己的祖宗历史与文化传承都一股脑儿丢掉了。”于是，她广集资料，潜心研究，在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台湾与祖国大陆文学的血脉关系——“中国文学是台湾文学的母体，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发出的新枝……，不论这新枝后来得到了什么异于主干的营养而长成什么样子，它与母体的渊源和关系却是不容否定的”——从而给“台独”派的谬论以迎头痛击。
　　 历史已然证明，鲁迅在台湾的传播与影响，不仅绵绵不绝，而且影响巨大。如果说，这种传播与影响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加强了台湾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认同；那么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仍会看到台湾知识分子是如何以鲁迅精神为武器，反对“台独”主张、坚持祖国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