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顾往］从闽台关系史看台湾文化的定位（2002-05）

时间:2002-11-11 17:10　　　来源：

澳门/梁仲虯 黄梅雨

　　福建的厦、漳、泉地区，统称闽南地区。这一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居民，晋唐时期以来一部分是自中原地区的移民，而且偏安于东南一隅，历史上国内重大的变迁，在这里影响相对较小，这就使得来自中原的河洛文化，在这里得到比较好的保存，千百年来，它与本土的闽越文化、东南亚的外来文化互相交融渗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的语言不同于普通话，与福建其他方言也有差别，人们称呼它为“闽南话”。它的风俗、习惯、戏曲、音乐、建筑等，也与福建其他地区有较大的差别。对这种独特的文化，人们称它“闽南文化”。这种文化，在厦、漳、泉地区是基本相同的，连成一气，而且还传播到台湾、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成为彼此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早在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就开始到澎湖屯垦。元代时，政府还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属于泉州的晋江县。由于泉州到澎湖去的人也很多，以致澎湖曾一度被称为“泉州外府”。至于台湾，那时还是个未经开发的处女地，泉州人到台湾去的也不多。元亡以后，泉州丧失了延续数百年的对外贸易大港的地位。入明以后，虽然国际贸易仍在继续，但范围却骤然缩小，明朝政府对泉州港的对外贸易，限定于“仅通琉球”的范围之内。那时，不满贸易范围骤然缩小的泉州人，常常借口把船开到琉球，而后自行赴日本，更多的则开往南洋各地。这样，台湾便成了泉州人沟通南洋群岛的跳板，去的人也日益增多。明代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8年），漳州人颜思齐和泉州人郑芝龙为首的海上资本集团，占据了台湾北港，开始了初期的开发。那时，泉州和漳州沿海旱灾频频，有些人知道颜思齐和郑芝龙已在那里立足，便纷纷前去投靠，虽然这种移民是没有组织的，但结伴而去的人有时多达数千人，算是早期成规模的移民了。
　　明崇祯六年（1628年），郑芝龙归顺了明朝，当上了明朝的官。那时，福建沿海的灾荒依旧，当时的福建巡抚熊文灿知道了台湾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便接受郑芝龙的建议，让他招集福建沿海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船载至台湾”，让他们定居下来，有计划地开垦荒地。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地向台湾移民。这些移民，有些是带家眷去的，去后安下家来；有些则是单身去台湾，不时回福建家来，以后看到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最后也下决心把家迁到台湾，还把福建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台湾去，帮助原住民发展生产，对台湾的早期开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1661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挥师东渡，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了台湾。郑成功入台以后，很快就命令各军分片屯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清政府知道郑成功收复台湾，最终是要以它为根据地继续抗清的。为了禁绝沿海人民对郑成功的支援，防止郑成功势力的发展，清政府于顺治末年（公元1662年），开始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所谓“迁界”就是下令北起山东，南至广东，所有沿海二十里以内的居民一律内迁，并严禁船员出海，违者处死。福建沿海是“迁界”的重点，特别是郑成功年少时长期居住和读书的晋江安海，破坏更为惨重。据记载，当时的晋江安海镇，除龙山寺外，全部变成废墟。这些被迁走的沿海居民，一部分到内地，一部分到南洋，另一部分就干脆到台湾投奔郑成功，无形中造成了福建沿海居民向台湾的第二次移民高潮。据史学家估计，当时来自福建等地的移民达20多万人。
　　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郑氏政权结束，祖国大陆和台湾出现了政治上大统一的局面。但是，清政府有些人却把台湾视为“化外之地”，不主张设官治理，后因为施琅的斗争，康熙皇帝才同意在台湾设府，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将台湾划归福建省管理，出现了历史上长达200年的“闽台合治”时期。虽然如此，那时的沿海居民要到台湾去，还是很困难的。但是，由于“闽台合治”，福建沿海移民到台湾的浪潮毕竟无法阻挡。这个浪潮，康雍年间已显现，乾嘉年间达到高峰。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又开放台湾淡水河口的八里岔与泉州的蚶江和福州的五虎门对口通航，终于促成了沿海居民向台湾第三次的移民高潮。蚶江港开放以后，很快成为泉州对台湾的效能中心，一时“大小商船，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庭户耳”，因此出现了泉州人到台湾“群趋若鹜”的局面。这些泉州人到台湾以后，有的聚族而居，有的同籍相聚，居住的地方不少以家乡的地名来称呼，出现了“泉州寨”、“安溪寨”、“同安寨”以及东石、郭岑、麦园、白沙、型厝等村落，有的地名延续至今。据1926年调查资料显示，台湾的人口中80%以上是泉州人和漳州人的后裔，其中泉州人占44.8%，漳州人占35.1%。由此可以说明，台湾现代居民中，大部分是闽南的移民。
　　这些到台湾去的闽南人，特别是领头人到台湾以后，他们最看重的是把祖国的文化带到台湾去着力传播，民间则把闽南一带的民间信仰也带到台湾，促使台湾的原住民汉化和闽南化。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很快就在台湾建文庙、办学院、设社学。施琅收复台湾以后，即在台南府台所在地兴办西定坊书院，开台湾兴办书院之先河，由此带动了台湾私人兴办教育之风，促进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泉州知府蒋毓英，是台湾设府、闽台合治之后的首位知府，他很重视把大陆的文化带到台湾去广为传播，如惠安籍移民杨志申就主动献地帮助知府扩建台湾府文庙、府学，死后还献出田地作为府学学田，并资助台湾贫困学生。
　　福建的民间信仰，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妈祖信仰了。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二年（公元1662年），泉州人就在台湾建立了台南天妃宫，后来又在1668年在鹿港建立鹿港天妃宫。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带兵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后，向康熙奏报，认为有“泉州神女天妃显灵，协助平台有功”。翌年，泉州的“天妃”升格为“天后”，施琅就在台南建造大天后宫，其后，又在台湾的台中、嘉义、淡水、彰化等地，建筑了从泉州天后宫分灵出去的天后宫多座。因为台湾是个海岛，妈祖又是海上救苦救难的“女神”，所以有妈祖庙800多座，信众1100万以上。从近年海峡两岸前来拜祭妈祖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也是空前的。
　　比妈祖庙更早的，还有晋江安海龙山寺、安溪清水祖师。前者于清顺治10年（公元1653年）就有晋江人从安海分炉渡台，在鹿港建鹿港龙山寺。乾隆二年（1737年）又有泉州移民在台北建立规模宏大的万华龙山寺，并逐步发展成为台北泉州籍移民聚会和祭祀的中心。据统计，现在台湾有龙山寺分庙440余座，并且大都仿照安海龙山寺形式建造；后者于明永历年间（1647-1661年）由移民彰化的安溪、永春籍人士，在二林镇建立清水祖师分庙，随后又在台湾各地扩散。据统计，现在台湾有清水祖师300多尊。
　　此外，漳州的慈济宫、泉州的富美宫，在台湾的影响也不小，近年，前来进香的香客不绝于途。
　　台湾的寺庙建筑风格与闽南三角地区寺庙的建筑风格，基本是相同的。这里面既有传承的关系，更多的则是出自闽南工匠之手，有些建筑构件甚至是在闽南制作完成以后，运到台湾安装的。台湾寺庙的住持，有不少是闽南人，如原籍惠安县的广钦法师，曾是泉州承天寺瑞普法师的弟子，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渡台以前，曾在泉州清源山半山岩洞参禅13年，去台以后曾在台湾极乐寺等多家寺院住钵宏法近40年，弟子遍及台湾各地。圆寂以后，他的弟子将其舍利送到泉州清源山上建塔供奉。至今在碧霄岩还雕凿“广钦和尚伏虎”的摩崖石刻，成了近年两岸佛门弟子交往的重要纽带。
　　闽南的文化是由中原的河洛文化、东南亚的外来文化和本土的闽越文化，长期互相交融渗透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研究语言的专家都认为，在闽南话中间，至今还保留着不少在北方已经消失的来自中原的词语和音调，泉州古老的南音、木偶、梨园戏，则被国内的专家誉为中原古文化的“活化石”，保留着不少在北方已经消失了的东西。上述这些东西，明清以后都是随着闽南人向台湾的移民，传播到台湾各地去的，并且已经开花结果。有些东西，在现代闽南已经快要消失了，而台湾却仍然完整地保留着。
　　台湾的戏曲最流行的是歌仔。这种戏泉州人早时曾称它台湾调。其实，歌仔戏源于漳州的歌仔、车鼓，是从漳州传播到台湾落地生根的。泉州的木偶、南音、梨园等地方戏曲，在台湾也有相当影响。现在，泉州举办的南音大会唱和木偶节之类的活动，多来自台湾的班子，不但数量较多，而且保留下来的传统的东西很多。两地艺人不但在节日，即使平时来往也很密切，有些台湾的艺人在泉州学艺时，与泉州艺人产生了感情，有时还传出两地艺人喜结连理的佳话。
　　泉州的文人在台湾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故事。早期的郑成功、郑经父子在治台时每有所感，经常用诗文加以表达，后世也注重收集，有《延平二王遗集》在台湾传世。泉州早期去台的文人，在台湾集会结社，激情吟诗，留下了不少佳作。如泉州举人王璋写的《台湾八景》诗，在台湾有所流传，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据说，清朝统一台湾后，首部《台湾府志》即出自泉州文人手笔。随后，影响更大的《台湾通志》，也是来自祖国大陆的文人连横所写，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
　　现代，台湾许多名人来自泉州，如原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就是泉州鲤城人。当代的台湾名人，如著名作家陈映真是泉州安溪人；现在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也是泉州鲤城人。
　　如上所述，台湾自正式设治以后，与福建有过200年合治的历史，而且台湾的汉族移民80%以上是闽南人，他们的语言、习尚、民风、民俗、艺术、建筑、民间信仰都与闽南一脉相承，所以台湾的文化是闽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定位才是正确的。现在有些台湾的年轻人因为不谙历史，搞不准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关系，甚至把它颠倒过来，误以为闽南人说的是台湾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至于有人想割断台湾文化与闽南文化的传承关系，那是别有用心的，也是不会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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