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纵横]为蒋介石专线接话十二年（六）(2003.43)

  
　　撤离南京

　　淞沪会战一结束，南京即面临日寇压境的紧张局面。国民政府各机关纷纷做西迁准备，南京电话局也做好了撤退准备，通讯设备陆续装箱起运，人员也分批撤退。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成立后，在一次机关联席会议上，司令长官唐生智宣称：“淞沪一隅抗战3月，南京一定要坚守”，扬言“誓死保卫首都，各机关都必须准备足够6个月的给养”。同时，成立“留守工程团”， 下分机械、通讯、抢修、总务4个组，以维持南京的最后通讯，特别是军事联络之用，电话局总工程师黄如祖亲任团长。作者等3人做为专线接话员，因蒋介石尚未离京也加入留守团。

　　中、日两军接触不久，国民党军队即节节败退，形势急转直下，日军直逼南京。12月4、5日左右，唐生智电问钱大钧，蒋介石何时离京？当时，蒋为顾及脸面，佯称不愿离开南京，后经唐、钱联合“劝说”，蒋方于6日在拜谒中山陵后离开转赴武汉。

　　之后，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一场大战迫在眉睫。12月10日下午，留守工程团陆续撤离，军话专线台的3人亦随同转移。12日南京陷落。

　　受任军委会电话监听员

　　不久，南京留守工程团团长黄如祖率领最后一批人员抵达武汉。国民政府除一部分迁到重庆外，大部云集武汉，电信业务极为繁忙。

　　这时，原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林蔚兼任侍从室主任，军委会以下的各厅部以及湖北省政府暨蒋介石公馆均驻武昌。武汉电话局在长途台专设一个10门小交换机，除有蒋介石长途专线外，另有侍从室主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厅长、军令部部长等长途专线。

　　1938年5月间，林蔚在电话中通知作者等人到武昌军事委员会，见到军委会办公厅军事处处长李某。李当面交给作者一命令文件，内称：“兹派王正元、白堉、徐士元等为本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电话监听员”，李补充说：“监听员既要在通话中进行技术调节，还要在通话中防止被窃听。”从此，作者除在电话局供任原职外，又兼职“电话监听员”，具有双重身份。

　　由于电话线路十分紧张，不能充分保证蒋介石的军用专线随叫随通。于是，交通部长俞飞鹏一再召集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研讨对策。解决办法无非是增设电路和添加设备，但此事非短期所能办到。

　　这时作者拟定了一个为最高当局接通长途电话的规定，内容大概是：受话局以及中转局接到我们（指专司军委会电话者）呼出信号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要一律让路，随要随转随接，遇有其它正在通话线路一律作撤线处理，并切实做到在接转中做好通话清晰、提高音量等工作。规定既详细，措施又简便，当即由黄如祖转呈交通部。为此，特受到交通部明令嘉奖。从此，这一在电路和机械不足情况下的弥补办法，即由交通部通令全国电话局，一律按照此规定接转蒋介石的长途电话。

　　闻风而逃的“逃跑将军”

　　在武汉时，蒋介石经常和第一战区刘峙、卫立煌，第三战区顾祝同，第五战区李宗仁以及广州余汉谋通长途电话，进行一系列军事部署。

　　第一战区的军事长官刘峙畏敌如虎，从不敢与日寇接战。他在平汉线上不是在同日军作战，而是在和敌人“赛跑”--未战先逃，日军在他后面想追都追不上。刘峙不是望风披靡，而是“闻”风披靡，只是得到日寇要来的消息，还未见到鬼子的影子就不管不顾地先溜之大吉。日军还没有到安阳，他一下就逃到新乡。一次，蒋介石和刘峙通长途电话询问：“你的位置现在哪里？你的部队在什么地方与敌人接触？敌军兵力和战况如何？”刘称日军已由滑县、辉县向新乡包抄，正面之敌已接近汤阴。第二天，蒋介石又和刘峙通长途电话，岂料这位前线指挥官已经逃到黄河南岸了。蒋介石好像知道这位“饭桶司令”胆小如鼠，就在电话里问他的司令部设在哪里；刘在电话中支支吾吾，不敢实说已逃到黄河南岸。经蒋介石再三追问后，刘只得实说。蒋听后非常气愤地命令：“你立即给我回到新乡去，不然我要处分你。”刘听后唯唯称是。但他哪敢再回到黄河北岸去？不几日，这个“逃跑司令”就失地千里，日寇兵不血刃侵占了整个豫北平原。

　　刘峙的不战而逃，林蔚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有一半的军用电话是由林蔚代蒋介石向战区下达命令和询问战况的。刘峙向蒋介石谎报军情，却向林蔚讲了真话。刘在与林通话中有“敌人猛攻锐不可当，我军一触即溃”等语，其实他哪里是“一触即溃”，而是未触即溃。林蔚从前线其他将领处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刘这样说不过是为自己的临阵脱逃寻找借口罢了。

　　空军跨海袭东京，日本本土扔纸弹

　　1938年，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各战场纷纷失利，国民政府“外战外行”一时束手无策，于是想另辟蹊径以挽回些颜面。

　　同年6月间，蒋介石电问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准备得怎样，要下达确切时间。”钱答：“完全准备就绪，时间确定在黄昏。”深夜，蒋介石又和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厅长毛邦初通电话问有消息吗？毛答：“已到日本本土了。”在林蔚和毛邦初的通话中，林蔚说及“我军派飞机飞往日本本土东京、大阪、长崎一带投掷纸弹（传单）”的任务。原来这是一次中国空军空袭日本本土的行动，不过不是真枪实弹而是抛撒政治宣传品。这一夜，除蒋介石和钱大钧、毛邦初通话询问“空袭”情况外，林蔚不断和毛邦初通话询问飞行中的一切详情，包括抵达各地时间和飞行高度、投掷纸弹地点等。天刚亮，毛邦初就用电话向蒋介石报告说：“飞机抵达日本本土上空时，日本各地都实行了灯火管制，但未向飞机开炮，亦无飞机起飞迎击，只有照空灯。我机投放照明弹，按照预定地点投掷了传单，任务完成很顺利，拂晓前已安全飞返基地。”接着，蒋介石勉励了毛邦初几句。(王正元)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月刊1993年2、4月号及1997年9月号，编辑时进行了删节并对文字做了处理，小标题亦重拟。）

《台湾周刊》2003年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