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人留影]关于蒋介石的传闻（下）(2003.43)

  
　　陈立夫最后问何云有什么意见，何只能勉强地摇摇头。尽管他曾任警察局长，参加过多次冒险活动，但新的“使命”却令他顾虑重重，可是又不敢贸然提出来。

　　侍从室要求何云尽快熟悉蒋介石的习惯动作及生活细节，强调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与“蒋委员长”惟妙惟肖，出不得半点差错。为此，何云换上侍卫官制服，时常出入蒋介石的办公室，以便就近观察自己将要模仿的对象。有时，蒋介石也跟他闲聊几句。何云发现，蒋的动作尚可模仿，但口音却不易仿效，他只得告诫自己：以后在公开场合当替身时最好不说话或少说话。

　　1934年底，何云奉命随侍蒋介石到成都。当何云身着特级上将军服全套装扮起来，不免有几分惶恐不安。但当他被带到蒋介石面前过目时，却受到蒋的连连称赞。两人实在太像了，身材相同，外貌接近，并且都蓄着日本式短须，身披黑呢大氅。何云随同蒋介石一行乘飞机来到重庆。抵达机场时，以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地方党政军大员早已恭候多时。仪仗队把洋鼓洋号奏得震天响，镁光灯闪成一片，晃得何云睁不开眼。他不得不强打精神，装模作样地模仿着蒋介石惯有的挥手动作，直到手臂发麻。同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一辆黑色小卧车绕过欢迎的人群，悄然驶往城内的别墅。在那辆车里坐着的才是真正的“蒋委员长”。好戏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白天，同刘湘磋商军政大计的是蒋介石；入夜，留在宾馆里当替身的是何云。谁要是跑来打蒋介石的黑枪，那他就找错了地方，打错了人。深谋远虑的“四川王”刘湘做梦也想不到，蒋介石当着他的面演双簧。

　　回到南京，蒋介石对何云十分称心，恩宠有加，将他长期留在侍从室。当然，有许多公开场合，诸如剪彩、合影之类的事情还要何云出面亮相。汪精卫的遇刺给蒋介石敲响了警钟，他要小心防范，留着这个替身以假乱真可以有备无患。

　　这样，何云在蒋介石身边扮演替身的角色一干就是2年多。但终因他文化水平不高，“国语”讲得不及蒋介石，且带有难懂的方言，以致后来宋美龄逐渐对他产生反感，坚持要打发他离开侍从室。于是何云在抗战前夕被调出侍从室。蒋介石为表示不忘旧情，特给予他一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头衔，让他在赋闲中领一份高薪度日。

　　1937年下半年，日寇进攻杭州，何云回到建德老家藏身避难，终日闭门不出，也不接待宾客，避免自己的特殊外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即使如此，当他离开杭州时，路上遇见军警宪特时仍不免出现向他立正敬礼的尴尬局面，误认他就是墙壁照片上的“委员长”。1938年春夏之交浙江沦陷，日伪军烧杀抢掠，伪官吏也乘机渔肉乡民作威作福。一天，淳安县伪县长正在坐堂，向当地士绅勒索“大东亚圣战”的军饷。这时，从门外进来几条汉子，迳直奔上大堂。伪县长刚要发作，猛然看见为首者正是“委员长”，当场吓得魂飞天外。他双膝一软，跪在地上猛磕响头，恳求“委员长”开恩饶命。当然这不会是蒋介石本人，而是由何云装扮的。当时何云训斥了伪县长半天，要他改邪归正，少做伤天害理之事，方才扬长而去。

　　自此以后，何云化装出走，来到西南大后方避难。不过，他的相貌仍然不时引起误会，闹出许多笑话和虚惊。抗战胜利后，何云回杭州定居，再未担任任何公职，但国民党政府军籍册上仍保留他的少将军衔。

　　蒋介石和他的拜把兄弟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而交友之道莫过于“桃园三结义”式的拜把兄弟。在这方面，体会最深、精于此道者恐怕要数蒋介石了。蒋深谙此道，他将结拜盟兄弟的手段同政治目的相结合，使其把兄弟们成为他实施独裁统治的工具。这在政治人物中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一生结拜的干哥们够一个排 蒋介石的盟兄弟人数多、成份复杂，谁也难以算清他究竟有多少异性兄弟。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一生中最喜“异性兄弟之交”，蒋可能是中国现代政治人物中结拜盟兄弟最多的一位。大致说来，自1903至1929年是他一生拜盟高峰期，这一期间，他先后结拜10多次，人数总计30余人。其结盟可分为3个不同时期：青少年时期结拜的以老家奉化的同乡同学为主；出山至未当权时期在日本、上海订交的多是闻人名士；大权在握后，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而与有权有势的人物结盟。

　　蒋介石的奉化帮兄弟，当年号称“10个盟兄弟”，实际上不止此数。这些人年龄参差不齐，但多为奉化一带学子，约计有22人之多，其中包括出身凤麓学堂的职员、同学，主要有周淡游、胡朝阳、刘祖汉等10人；因志趣相同又系同乡的有江怀卿、何禄山、竺绍康等12人。

　　进入社会尚未当权时期的1911至1921年11年间，蒋介石先后与8位友好“义结金兰”。其中有军人也有文人，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文武关系群。他们是：张群、陈其美（陈英士）、黄郛、张静江（张人杰）、许崇智、邵元冲、戴季陶（戴传贤）、吴忠信。其中最有钱的要数张静江，有学识谋略的要算戴季陶，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当属陈其美、黄郛。（周慕瑜等  ）

（本文系由台《中外杂志》月刊1993年3月号，1997年6、7月号及《传记文学》1994年8、9月号，李若松、周谷及周慕瑜、黄振世、杨耀健分别所著相关文章改编而成，编辑时进行了删节并对文字做了处理，重拟了小标题。）

《台湾周刊》2003年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