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纵横]为蒋介石专线接话十二年（四）(2003.41)

　　宋庆龄不买蒋介石的账

　　由于宋美龄打给宋庆龄的电话是由长途军话台接转的，所以她把军话台的秘密电话号码“2080”告诉了宋庆龄。“2080”电话对外保密，是军话台的一个绝密电话，除作蒋、宋等极少数人的专线外，还做为中继线使用。

　　当时在重庆报纸上，对宋庆龄都以“国母”称呼，似乎很尊重，但实际上宋庆龄却处处遭受特务的严密监视。然而宋庆龄对此毫无惧色，仍屡次在公共场所抨击时政。有一次，宋美龄给宋子文打电话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下，不准在阿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对阿姐不利的，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很坚决，似乎很气愤。戴笠对于孔祥熙、宋子文一向很巴结，而且也很听话，因为他常向后者伸手要钱。

　　确实，特务曾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对宋庆龄有所防范和动作，而宋美龄对此则坚决反对。一次，作者同特务姚某闲谈，姚说：“戴老板对此非常为难，很伤脑筋，照委员长旨意办吧，夫人不答应。闹出乱子来，委员长还是拗不过夫人，所以大家都有所顾忌。”戴笠也深知宋美龄不是好惹的，所以特务一直对宋庆龄不敢太过份。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绝少去蒋介石官邸。除了在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时和蒋介石见面外，她从未私下会晤过蒋介石。如一次宋子良、宋子安兄弟到重庆，蒋介石对宋美龄说要请宋氏三姐妹和兄弟到黄山聚餐，于是宋美龄就给宋庆龄打电话，后者听后犹豫了一下，推说有病不能去，宋美龄立刻说：“那么我马上派医生去”，宋庆龄则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就这样被宋庆龄一口回绝。

　　侍从室的地位与作用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蒋介石的一个贴身办事机构，其内部组织是相当完整的。以侍从室主任来说，这一职务只是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8年抗战中，担任侍从室主任的有：钱大钧（上将）、林蔚（中将）、贺耀祖（上将）及张治中（上将），其中除林蔚外都是担任过封疆大吏的高官显贵，而林蔚则是不折不扣的蒋介石贴身亲信。侍从室主任一职，究其地位够不上部长级，但其实际职权则远非任何部长所能比拟。侍从室是蒋介石施政中的重要幕僚机构，在作者多年同他们的接触中，感觉其地位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作用有如清朝的“军机处”。下面略举两例说明。

　　当年，凡是“谒见委员长”者，除非指名召见者外，一般概由侍从室主任代见。但也有非欲面见蒋介石当面陈述者，如果侍从室主任认为没有必要接见时，那还是遵从为好，否则即使被接见也得不到任何结果，一般凡是由侍从室主任定了调子的，蒋介石无不言听计从。

　　有一次，四川省政府一位厅长与成都警察局局长唐毅闹矛盾，该厅长认为唐毅专横跋扈，专程到重庆向蒋介石告“御状”。林蔚先接见了这位厅长，对他说：“这件事当面呈委座处理，委座这两天事忙，就不必谒见吧！”但这位厅长就是不听劝告，偏偏一再要求“谒见”。后好不容易见到蒋介石，见后没说两句话蒋就对这位厅长说；“好吧，我叫林主任查明处理。”其实，该厅长不知内情，唐毅是有来头有后台的，他原是侍从室的高级副官！要不他也不敢如此专横。当时，成都、重庆这两个重要地区的警察局局长都是由侍从室外放人员担任，否则没有这层关系谁也干不了，就是干了也干不长。

　　又有一次，第九战区有一个集团军的建制和给养问题解决不了，多次向上请示军委会都久拖未决。后来，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直接打电话给侍从室主任林蔚，带着央求的语气说：“蔚文兄，我的电报你都看到了吧？”林称蒋介石还未批。薛岳乞求道：“如果延搁下去会影响其它工作的，无论如何，要请蔚文兄想法帮忙，向委员长说一下。”几天后，薛又打电话催询，林回答：“昨天已经批转下去，并转令有关部门照办了。”薛听后忙不迭感谢林蔚。像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哪一个不走侍从室主任的路子？就连骄横跋扈的汤恩伯和拥重兵数十万的“西北王”胡宗南，也对侍从室主任阿谀奉承备至。

　　侍从室共设有3个处。第一处掌军事，也是侍从室事务最繁职权最大的一个处。第二处掌管政治和蒋介石的秘书工作，主任是陈布雷，一直没换过。第三处在1941年才成立，主任陈果夫，专管党务。侍从室增设第三处，也是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具体体现。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凡是关于送由总裁签阅批示的党务文件，均由侍从室第三处签注后转呈处理。这样一来，将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甩到一边，吴虽颇感不快，但也无可奈何。

　　侍从室主任众生相

　　从抗战开始到蒋介石败退台湾这一段时间，作者同侍从室先后几位主任都有过近距离接触，故对他们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下面略作介绍。

　　老资格、老贪污的钱大钧。钱大钧是江苏吴县人，北伐时在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手下当师长。他既是蒋介石的亲信，又是何应钦的知交。此人比较随和，没有什么架子。因为他资格老，所以对人说话都有点老气横秋的味道。他对一些高级将领，都是直呼其别名，从不称兄道弟。如铭三（蒋鼎文）、经扶（刘峙）等。钱任侍从室主任时总是不太勤快。一般情况下，他不主动打长途电话向下面询问情况，总要等到蒋介石交代了才去干。

　　钱大钧喜欢打牌，俞飞鹏、林尉、刘峙、钱宗泽等人都是他的牌友。蒋介石派他担任航空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后不久，就因贪污了一笔款子，被人向宋美龄告了一状。蒋介石只好把他撤职，改由公馆派的周至柔继任。抗战胜利后，上海市长一职炙手可热，各派系之间竞争极为激烈，最后还是蒋介石指派钱大钧担任。可他偏偏不争气，干了不到两年，又因贪污被人告发，不得不调职，由吴国桢接任，钱则易地做官被任命为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王正元）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月刊1993年2、4月号及1997年9月号，编辑时进行了删节并对文字做了处理，小标题亦重拟。）

《台湾周刊》2003年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