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纵横]为蒋介石专线接话十二年（二）（2003.39）

    
 
　　蒋介石不会打电话

　　通过近距离的接触，作者才知道蒋介石自己不会拨号打电话，需人代打。据侍从室随身副官蒋孝镇说，蒋介石一拿起话筒不管占线不占线就拨号码，可总打不通。本来，使用电话先要听一下有无“蝉鸣声”，如果有说明线路没空儿，需等一等再拨。而蒋根本不管这些，连续拨不通就暴跳如雷。有一次，他总是打不通一个电话，立即要蒋孝镇把电话局长黄如祖叫来。这一来吓得黄不知出了什么大事，慌忙召开有关人员会议，检查在线路上出了什么差错，查了半天并未发现问题。黄来到蒋介石官邸再查，这才了解到真正原因，主要是电话太忙占线所致。后来，黄如祖专门为蒋架专线，以不受线路堵塞限制。但改进后，蒋介石还是打不通。据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当时所用电话是5位制，蒋介石往往只拨4位就不拨了，或比较大的数字，如“9”、“8”等，他还没有拨到位就放手了；还有遇到对方正在与别人通话，他往进打当然打不通。据蒋孝镇说，蒋介石没有一次顺顺当当把电话打通过，后来索性下令将办公桌上的电话拆除了事。

　　后又专为蒋介石设置了一个长途专线接转台，才彻底解决了问题。这样，不论是打长途电话，还是打市内电话，蒋只需用手摇话筒通知接线员，后者在控制台一见信号灯亮就问他要找谁？然后接线员立即用电话与该人联系上后，向对方说明是“委员长请你接电话”，然后再将蒋的电话连通向其报告：“委员长，某某来了。”这样，蒋一拿起电话就可以直接对话。蒋打电话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给谁打电话，长途也好、市内电话也好，都是别人先拿着听筒等他。自从有了这样的专线后，确实大家都方便多了，而且多年一直延续这种作法，很少发生差错。

　　蒋介石打电话，最忌讳女话务员为他接线。自上次“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因女话务员听不懂他的宁波话而接错，后来只要拿起话筒一听是女话务员的声音他就立即一句话不说挂断电话，并命副官打电话查询原因。有两次作者在值班时因上厕所暂时离开，暂请女话务班长代看一下。不料，偏偏赶上蒋叫接电话，女班长立即代接。蒋介石听到女性声音，立即又把电话挂断，副官的责问电话随即打了过来。所以以后作者及另两个男话务员轮流值班，片刻也不敢离开话机半步。

　　蒋介石对接话人的称呼

　　蒋介石对接话人的称呼因人而异，主要视其亲疏程度而有所区别。蒋介石称宋美龄为“MRS”（夫人），宋则称蒋“介兄”。

　　蒋介石在电话中的自称，一般都说“我是委员长”。即使是对非嫡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等人也是如此。在他当上“总统”后，他仍是这样自称。但他不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这一点无形中掌握着分寸。对李济深、程潜、孔祥熙等极少数人，他就自称：“我是介石啊！”如蒋介石两次和程潜通长途电话时，因程潜有重听的毛病，蒋介石就在电话中使劲喊：“我是介石啊，我是介石啊！”

　　蒋介石对其下属的称呼另有不同，根据远近关系而区别对待。对陈诚、薛岳、张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只有称呼孔祥熙时例外，称“庸兄（孔祥熙字庸之）”，而孔则称蒋介石为“介弟”。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商震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兄”字，如称李宗仁为“德邻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先生”二字。从电话中的称呼上完全可以分出亲疏，像对白崇禧、刘斐等人，既不呼字，也不叫名，就在姓的后面冠以职衔，直呼“白副总长”、“刘次长”。

　　蒋介石不管与任何人通话，对方都是在电话中先叫“委员长”，然后再开始谈话。如对方还没叫“委员长”时，话务员就代蒋自称“我是委员长”，意指这是委员长的电话。这个“委员长”的称呼，到了蒋介石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和“总统”后，也从未改变，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对话人是蒋多年的部下了。

　　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官员中，能够和蒋介石通话而既不称“委员长”，又不称“主席”或“总统”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他多年来一直称蒋介石为“总裁”。

　　越级指挥与军令一夕数改

　　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中，没有哪一个不知道蒋介石喜欢用长途电话直接指挥军事的。他经常在清晨甚至深夜亲自打长途电话到前线。这些部署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指挥作战的部门却一无所知，总是事后再由侍从室主任追加通知。

　　蒋介石在一天中，不知要打多少次长途电话，而且经常越级指挥。往往是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一级尚未接到命令，军长一级指挥官已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了。这样一来，不但中央一级部署乱了，连战区司令长官的部署也被打乱了，弄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怨声载道。如陈诚和薛岳通话时就说：“委员长屡次布置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样我们就很棘手了。”陈诚有一次在长途电话中向侍从室主任林蔚求证：“委员长通知一00军王军长的调动事，你知道吗？”林回答：“我事先也不知道，昨天才通知了军令部补发的电令。”蒋介石经常这样随心所欲，越俎代庖，下面部队原有作战计划虽被打乱，但谁也不敢公然表示反对。

　　蒋介石自己下达军令直接干预前线军事部署已成为习惯，一天24小时内他不论什么时候叫接长途电话，即使是深更半夜，前线高级指挥官也要从床上爬起来接听。一次在午夜，蒋要接郑州前线司令长官卫立煌，当作者把电话接通后，卫的副官婉辞说：“长官才入睡不到1小时，恐怕刚睡熟，是否……”下面的话未敢讲出来。但蒋介石的电话，除非是找的人不在，或是电路发生故障不能接通外，是一定要来接电话的。作者也不客气地说：“委员长电话是紧急事，还是请卫长官来接电话吧。”副官无法，只好把睡梦中的卫立煌叫起来接。

　　蒋介石每每亲自部署战事不说，还往往军令一夕数变，使部下不知所措。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就下达命令，下面接到命令后刚传达到下级准备实施，岂知蒋介石一时心血来潮又打长途电话给司令长官变更刚下达的命令。蒋这一套作法经常出现，弄得部队上上下下都无所适从。（王正元）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月刊1993年2、4月号及1997年9月号，编辑时进行了删节并对文字做了处理，小标题亦重拟。）

《台湾周刊》2003年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