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荷圣手
张大千画荷花堪称圣手。他出手的荷花图被时人称为一绝，是许多收藏家追求的珍品。一次，张大千要在一丈二尺长的宣纸上画《风荷》，而且是立轴画。
只见张大千脱下鞋子踏在宣纸上，将画笔饱蘸浓墨后在宣纸上迅速落下，不一会儿就催生出一塘荷花。他的花瓣画法尤为特别，花瓣就像一个惊叹号。这个惊叹号被人称为大千荷花图独特的张氏标签。张大千曾说过，一次画一幅大画，用了好几张宣纸。将靠近墙壁的楼板锯了一条缝，画就从二楼一直挂到底楼。朋友来看画，我就对他们说：‘劳驾先上楼看上部，再下来看下部。’大家都笑我泾渭分明。”
逃脱日寇魔掌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北平被日军占领。这时张大千和杨宛君住在颐和园的听鹂馆，身边还带着黄凝素所生的两个孩子，很不安全，他决定设法逃出日寇魔掌。张大千对杨宛君说：“妇道人家不引人注意，你带着孩子立即进城，进城后叫红十字会派汽车来接我，以后再作打算。”于是杨宛君与隔壁一位正准备进城的邻居化装成村妇，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后面各驮着一个孩子，急急忙忙往城里赶。
杨宛君走后不久，日本兵就封锁颐和园。张大千因为有大胡子，被当成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后他当场画了几只螃蟹才证实了自己的真正身份。正巧杨宛君乘坐红十字会汽车赶来，听说大千在被迫作画，急忙拉着穿白大褂的大夫闯进屋来，对日本大佐说：“他正患肝炎病，会传染的，请让他治病，医院已派车来接他了。”大佐沉吟一下，量张大千也跑不了也就勉强答应，于是杨宛君搀着大千登上救护车飞驰而去。
1937年冬的一天，张大千、杨宛君正考虑如何逃出北平，突然一个日本军官闯了进来，以凶悍的口气对张大千说：“听说你有许多古字画儿，拿出来，我们给你成立一个馆陈列起来，比放在你个人手中保险。”张坦然回答：“我的古画儿不在北京。”“在哪里呀？”“在苏州、上海。”张大千看日本人犹疑，就说：“我留在北平，让我太太去拿吧。”杨宛君也不推辞，开口就对日本人说：“你们开个路条，我去拿。”
经过7昼夜海上颠簸，终于安全抵达上海。杨宛君见到四嫂，顾不得梳洗，立即给身陷北平的张大千拍电报佯称：“有些画儿找不到，必须你自己回来找。”过了一天，又写信要他自己回来找画。这样延宕了一个多月。日本人上门逼画儿，张大千拿杨宛君的电报和信给日本人看，后者看后果然深信不疑：“给你开个路条，限你一星期返回。”“10天吧，有的画儿在苏州，我要去苏州拿。”这样，张大千在杨宛君帮助下，终于逃脱虎口。
敦煌作画
1940年，张大千不辞劳苦经长途跋涉来到敦煌，惊见石窟中的绝世之作，不禁叹道：“发现晚了，发现晚了，早该来啊，我一辈子都画不完。”
张大千一行在石窟中做了大量的画前准备工作。他们先为各个洞窟编号排序，在每个洞窟壁上编上“张氏编号”，英文代号C。在这以前，法国人伯希和曾到过敦煌，为了盗窃方便，也对石窟编过号，其英文代号为P。不过，他的顺序是从北向南编排，而这次张大千的编法正相反，是从南向北排列。据说这也是有根据的，原来在古代工匠开凿石窟时就是按从南到北的次序进行的。后来，张氏编号（C）与伯希和编号（P）以及建国后敦煌研究所编号（A），共为国际上公认并通用的敦煌莫高窟三大编号。张大千依据从南到北、从底层而上层的顺序为莫高窟作了系统地编号，共计编了309号。
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张大千开始带领大家进行壁画的临摹复制。虽然条件艰苦，工作枯燥，但他们没有退缩。这里地形复杂，阴冷潮湿，有的洞窟狭窄，壁画低矮，要半躺着身子才行；有的洞窟高大，要爬上特制的高凳；有的光线太暗，要手持电筒，反复观摩才能画上一笔。加之洞窟空气滞闷，呆上半天，弄得头昏脑胀。
因为需要临摹的工作量太大，张大千写信要女婿萧建初、上海市著名的工笔画家谢稚柳等前来与他共同开展工作。同时，他又从青海塔尔寺请来5位从事宗教绘画的喇嘛，这些喇嘛自幼从师学艺，有一定绘画基础，会磨制颜色、缝制画布以及制作金粉、画笔等等，其中有两位年长的师傅还善画工笔色彩宗教画。
两年半后张大千满载而归。为了向世人介绍推广敦煌壁画，1944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先后在成都、重庆开展。著名画家徐悲鸿、黄君璧，著名诗人柳亚子、著名作家叶圣陶等一大批艺术家、文学家纷纷前往观看，给予很高的评价。张大千是我国专业画家到敦煌长期临摹的第一人，敦煌之行是他艺术道路上关键性的转折点。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认为：“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宝之一斑，其成绩已超出以前研究的范围。” （王成圣 康侨）
（本文系由《中外杂志》月刊1997年10、11月号王成圣所写《画坛怪杰张大千》及1998年11、12月号康侨所撰《张大千的爱情世界》改编而成）
《台湾周刊》2003年第3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