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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人留影］台湾光复先驱罗福星（上）（2003.34）
时间:2004-02-27 14:36 来源：
编者按：罗福星是印尼华侨，早年投身辛亥革命。为了台湾的光复，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来到台湾组织起义，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虽败犹荣。现将其英雄事迹摘要如下，以示纪念。
祖籍大陆客家人
罗福星烈士，别名东亚、中血、国权，1886年2月24日生于印尼雅加达，祖籍广东省蕉岭县，客家人。
罗福星周岁即返回祖籍地广东蕉岭县高思乡大地村居住，自幼受祖国传统文化薰陶。10岁时随祖父罗耀南去台，在苗栗公学学习；14岁返回印尼，就读爪哇学校，习英、荷文。18岁中学毕业后，又随祖父赴台，设籍于苗栗一堡牛栏湖庄。直到1907年离台返回故乡为止，他先后居台8年有余。在此期间，亲眼目睹日人残暴统治下台胞遭受的苦难，唤起推翻日治、光复台湾的革命信念，促使他后来加入“中国同盟会”。
罗福星返回广东后，先在故乡大地村学校担任体育教员，并在1907年秋与黄玉英女士结婚。他熟读诗书，通晓中外文，眼光远大，深受当时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丘逢甲的赏识。1908年，罗福星奉派到印尼视察侨校，1909年，被任命为新加坡中华学校校长，半年后前往缅甸，从事党务宣传，1910年，转任印尼雅加达中华学校校长，其间与胡汉民等同盟会要员往来南洋各地筹款，支持革命。
返台从事抗日活动
1911年春，罗福星赴广州参加3月29日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返回印尼。同年10月，罗福星奉革命党军事领袖黄兴之命赴南洋招募民军，亲自率领乘船抵西贡与胡汉民会合，再一同赴广州增援。广州光复后，罗福星奉胡汉民之命，与朱玉廷率民军2000人经上海入苏州驰援革命党。年底，南北和议成功，于是解散民军，再回原乡执教。
1912年8月，罗福星受革命党人刘士明之邀来到台湾，从事抗日活动，组织“华民联络会馆”，筹划台湾起义。同年12月初赴汕头“台湾革命本部”商谈台湾起义事宜。12月中旬，罗福星、罗国亚等人分别自汕头、福州、东京先后赴台。下旬，他们齐集台北大稻埕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分工，分头发展党员准备起义。罗福星负责苗栗、台北的准备工作。因他是客家人的关系，易于接近群众，工作进行得格外顺利。
1913年3月，罗福星认为他们在台湾的起义工作已进行得很有眉目，便托吴颂贤带一封密函赴广州，与广东都督胡汉民联络。这封密函带回国内时，正值袁世凯指使凶手在上海北站刺杀了宋教仁，引发“二次革命”。黄兴正忙于筹备军事策划讨袁。在形势紧张戎马倥偬之际，黄兴仍然非常关注台湾起义的进展情况。同年6月，黄兴派潘某前往台湾协助罗福星积极发展组织。7月，又派陈士、王渊两人赴台视察工作。7月27日，罗福星与陈、王二人在基隆举行秘密会议，由罗福星做工作报告，并且商议如何在台湾起义举兵，驱逐日人。这时台湾起义已届付诸实施阶段。8月1日，胡汉民又派吴颂贤、吴觉民前去了解起义准备情况。根据罗福星所提供的数字，参加组织的人数已达5000余人，前途大有可为，二吴备感兴奋。8月16日，他们和罗福星在台北大瀛旅馆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国内如何接应、支援台湾起义的具体问题。罗福星和二吴都认为应由福建和广东两省联手共同策应台湾起义。因此，8月19日罗福星派金星桥专程赶赴福州，征询福建都督孙道仁的意见。9月18日，罗福星接到孙道仁的回信，后者对于罗福星的建议，除表示完全接受外，还告知闽、粤两省已有准备，愿做台湾起义的坚强后盾。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北洋军大举南下，闽粤支援无形中停顿。虽然突遭如此重大挫折，罗福星和他的同志却毫不气馁，起义之事仍按部就班进行。罗福星风尘仆仆，奔走各地，联络组织毫不懈怠。他赴台南视察，见当地下属组织——“林季商会”即已拥有会员2万余众，于是决定让岛内反日团体统统加入“华民联络总会馆”，以总会馆为总指挥机关统一领导全台起义。
临危不惧指挥若定
1914年3月2日，罗福星满怀热情北上。不料一到苗栗，就接到战友罗庆庚的电话报警，告诉他：“你已经被人告密，警方即将对你采取行动，希望你赶紧躲藏起来，逃过这一道难关。”
放下电话，罗福星经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认为日本对台统治素以严苛著称，对于台胞的监控尤为严厉。在这种情况下，躲起来不是办法，反而会使日警方认定他是革命党，来一次全台拉网大搜查，这样可能会连累许多同志被捕。他不愿因个人安危而妨碍起义大计、影响全局。因此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内紧外松故示坦然迷惑敌人，仍留在苗栗继续策划起义事宜。同时，他也做好了万一事败牺牲的思想准备。促使罗福星决心留在苗栗不走的另一因素，是他早已在苗栗日本警署内发展了两位战友，即担任巡查捕的邱义质和罗发兴。他相信日警署倘若对他采取行动，这两位战友得到消息必会事前通知。
4月中，罗福星果然被苗栗警署传唤问话。然而罗福星早有思想准备若无其事从容应对，日警署问不出所以然，又没有真凭实据，不久就放了他。5月24日，邱义质又赶来通风报信，说苗栗警署马上又要大举搜捕革命党了。当天下午，罗福星和黄增富、罗国亚搭乘火车回到台北，下榻于大瀛旅社。当时情况紧急，与其坐等待毙不如破釜沉舟、转守为攻，罗福星决定以大瀛旅社为苗栗机关分部指挥所，歃血为盟定期举事。
当时，罗福星在台湾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发动，已经总共动员募集了95631名同志，成立了许多分支机构。由于他们组织严密，人员整齐，加之台胞对日人统治深恶痛绝，自愿回到祖国怀抱；而且保密工作做得好，起义成功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天不作美，这次苗栗大起义最终却因几起偶发事件的牵连而功败垂成。事后分析，他们之所以会在举事前夕被日本警方侦悉，肇因受到台南李阿齐、台中赖来、新竹张火炉和南投陈阿荣4起抗日事件相继失败的影响。这几起抗日义举都是独立性的事件，与罗福星他们组织的起义并无关联。但却由于接连几次反日事件的爆发，引起日据当局的警觉，发动了全面性的岛内保甲大搜查，歪打正着，从而使罗福星精心组织的苗栗大起义受到了波及。
（原载台湾《中外杂志》月刊2003年7月号，题为“客籍抗日烈士罗福星殉难经过”。编辑时进行了删节并对文字做了处理，大小标题亦重拟。）
《台湾周刊》2003年第34期
祖籍大陆客家人
罗福星烈士，别名东亚、中血、国权，1886年2月24日生于印尼雅加达，祖籍广东省蕉岭县，客家人。
罗福星周岁即返回祖籍地广东蕉岭县高思乡大地村居住，自幼受祖国传统文化薰陶。10岁时随祖父罗耀南去台，在苗栗公学学习；14岁返回印尼，就读爪哇学校，习英、荷文。18岁中学毕业后，又随祖父赴台，设籍于苗栗一堡牛栏湖庄。直到1907年离台返回故乡为止，他先后居台8年有余。在此期间，亲眼目睹日人残暴统治下台胞遭受的苦难，唤起推翻日治、光复台湾的革命信念，促使他后来加入“中国同盟会”。
罗福星返回广东后，先在故乡大地村学校担任体育教员，并在1907年秋与黄玉英女士结婚。他熟读诗书，通晓中外文，眼光远大，深受当时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丘逢甲的赏识。1908年，罗福星奉派到印尼视察侨校，1909年，被任命为新加坡中华学校校长，半年后前往缅甸，从事党务宣传，1910年，转任印尼雅加达中华学校校长，其间与胡汉民等同盟会要员往来南洋各地筹款，支持革命。
返台从事抗日活动
1911年春，罗福星赴广州参加3月29日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返回印尼。同年10月，罗福星奉革命党军事领袖黄兴之命赴南洋招募民军，亲自率领乘船抵西贡与胡汉民会合，再一同赴广州增援。广州光复后，罗福星奉胡汉民之命，与朱玉廷率民军2000人经上海入苏州驰援革命党。年底，南北和议成功，于是解散民军，再回原乡执教。
1912年8月，罗福星受革命党人刘士明之邀来到台湾，从事抗日活动，组织“华民联络会馆”，筹划台湾起义。同年12月初赴汕头“台湾革命本部”商谈台湾起义事宜。12月中旬，罗福星、罗国亚等人分别自汕头、福州、东京先后赴台。下旬，他们齐集台北大稻埕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分工，分头发展党员准备起义。罗福星负责苗栗、台北的准备工作。因他是客家人的关系，易于接近群众，工作进行得格外顺利。
1913年3月，罗福星认为他们在台湾的起义工作已进行得很有眉目，便托吴颂贤带一封密函赴广州，与广东都督胡汉民联络。这封密函带回国内时，正值袁世凯指使凶手在上海北站刺杀了宋教仁，引发“二次革命”。黄兴正忙于筹备军事策划讨袁。在形势紧张戎马倥偬之际，黄兴仍然非常关注台湾起义的进展情况。同年6月，黄兴派潘某前往台湾协助罗福星积极发展组织。7月，又派陈士、王渊两人赴台视察工作。7月27日，罗福星与陈、王二人在基隆举行秘密会议，由罗福星做工作报告，并且商议如何在台湾起义举兵，驱逐日人。这时台湾起义已届付诸实施阶段。8月1日，胡汉民又派吴颂贤、吴觉民前去了解起义准备情况。根据罗福星所提供的数字，参加组织的人数已达5000余人，前途大有可为，二吴备感兴奋。8月16日，他们和罗福星在台北大瀛旅馆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国内如何接应、支援台湾起义的具体问题。罗福星和二吴都认为应由福建和广东两省联手共同策应台湾起义。因此，8月19日罗福星派金星桥专程赶赴福州，征询福建都督孙道仁的意见。9月18日，罗福星接到孙道仁的回信，后者对于罗福星的建议，除表示完全接受外，还告知闽、粤两省已有准备，愿做台湾起义的坚强后盾。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北洋军大举南下，闽粤支援无形中停顿。虽然突遭如此重大挫折，罗福星和他的同志却毫不气馁，起义之事仍按部就班进行。罗福星风尘仆仆，奔走各地，联络组织毫不懈怠。他赴台南视察，见当地下属组织——“林季商会”即已拥有会员2万余众，于是决定让岛内反日团体统统加入“华民联络总会馆”，以总会馆为总指挥机关统一领导全台起义。
临危不惧指挥若定
1914年3月2日，罗福星满怀热情北上。不料一到苗栗，就接到战友罗庆庚的电话报警，告诉他：“你已经被人告密，警方即将对你采取行动，希望你赶紧躲藏起来，逃过这一道难关。”
放下电话，罗福星经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认为日本对台统治素以严苛著称，对于台胞的监控尤为严厉。在这种情况下，躲起来不是办法，反而会使日警方认定他是革命党，来一次全台拉网大搜查，这样可能会连累许多同志被捕。他不愿因个人安危而妨碍起义大计、影响全局。因此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内紧外松故示坦然迷惑敌人，仍留在苗栗继续策划起义事宜。同时，他也做好了万一事败牺牲的思想准备。促使罗福星决心留在苗栗不走的另一因素，是他早已在苗栗日本警署内发展了两位战友，即担任巡查捕的邱义质和罗发兴。他相信日警署倘若对他采取行动，这两位战友得到消息必会事前通知。
4月中，罗福星果然被苗栗警署传唤问话。然而罗福星早有思想准备若无其事从容应对，日警署问不出所以然，又没有真凭实据，不久就放了他。5月24日，邱义质又赶来通风报信，说苗栗警署马上又要大举搜捕革命党了。当天下午，罗福星和黄增富、罗国亚搭乘火车回到台北，下榻于大瀛旅社。当时情况紧急，与其坐等待毙不如破釜沉舟、转守为攻，罗福星决定以大瀛旅社为苗栗机关分部指挥所，歃血为盟定期举事。
当时，罗福星在台湾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发动，已经总共动员募集了95631名同志，成立了许多分支机构。由于他们组织严密，人员整齐，加之台胞对日人统治深恶痛绝，自愿回到祖国怀抱；而且保密工作做得好，起义成功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天不作美，这次苗栗大起义最终却因几起偶发事件的牵连而功败垂成。事后分析，他们之所以会在举事前夕被日本警方侦悉，肇因受到台南李阿齐、台中赖来、新竹张火炉和南投陈阿荣4起抗日事件相继失败的影响。这几起抗日义举都是独立性的事件，与罗福星他们组织的起义并无关联。但却由于接连几次反日事件的爆发，引起日据当局的警觉，发动了全面性的岛内保甲大搜查，歪打正着，从而使罗福星精心组织的苗栗大起义受到了波及。
（原载台湾《中外杂志》月刊2003年7月号，题为“客籍抗日烈士罗福星殉难经过”。编辑时进行了删节并对文字做了处理，大小标题亦重拟。）
《台湾周刊》2003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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