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忠亲历的“二二八事件”
时间:2008-02-02 16:32 来源：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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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刊记者 岸 文 |
陈明忠先生是“二二八事件”亲历者,他眼中的“二二八事件”是怎样的呢？他又是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呢？在台北,笔者有幸聆听了他的的回忆和见解。
陈明忠家是高雄冈山的地主，从小受日本教育，因此陈明忠一直误以为自己是日本人，小时的志愿便是将来要当陆军上将。
上了高雄中学后，常常听到日本教师在台上骂台湾人为“清国奴”，看到台湾同学莫名其妙地被日籍同学打、还有考试分数上的不公平等等，这一切，让陈明忠明白，原来自己是台湾人，原来自己是亡国奴。这时起，才知道小时的志愿根本毫无希望，读书便愈念愈无趣。
后来，更看到许多台湾人对日本人卑躬哈腰、毕恭毕敬的态度，与当时佃农对大地主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这也让陈明忠知道：民族与阶级一样都是会欺负人的。所以陈明忠痛恨“欺负”，不喜欢欺负人，不愿被人欺负，也不愿看到任何人被欺负。可能因为这个理念，影响了陈明忠这一生。
年轻的突击队长
高雄中学毕业时，陈明忠16岁，当年考进了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后来的省立农学院，今中兴大学）农化系。但在太平洋战争将要结束之前，许多台湾青年都被日本调去战场，所以陈明忠一进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就被抓去当兵。
日本投降后，陈明忠又回学校。“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陈明忠18岁，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参加了省立农学院学生队的行列，保卫台中。当时谢雪红的队伍，后来组成“二七部队”。其成员大约是二、三百人，锺逸人被推为“二七部队”的队长。据陈明忠所知，他之所以被推为队长有几个原因：一是三青团的干部；二是记者；三是曾在日据时期担任军官；四是他的叔叔非常有钱，是台中的知名人士。
后来二十一师要来的消息传来，“二七部队”乃撤退至埔里，这时陈明忠才跟着到埔里，加入“二七部队”。到了埔里的“二七部队”，只剩不到100人。后来攻日月潭时陈明忠担任了突击队的队长。
二十一师攻来时，陈明忠们这些逃到埔里的队伍，在鸟牛栏桥的最后一战失利后自行逃亡。据陈明忠所了解，二十一师进入台中后并没有滥杀人，而事件后的牺牲者也较少。主要原因是：黄国书将军（后来的立法院副院长）曾和台中处理委员会的主要人物秘密接触，商议反谢雪红对策。因此当“二七部队”退至埔里后，“处理委员会”就自动交出武器，也就是向二十一师投降。
牢狱之灾
陈明忠告诉我，当“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他就保护省立农学院院长周进三及全家。因此，在事件后政府要通缉陈明忠时，院长便替陈明忠向二十一师说情。所以当时陈明忠仅被一位少将（新闻处处长）痛骂一顿便释回，陈明忠以为如此就没事了。然而，陈明忠躲过了“二二八”，却躲不过“白色恐怖”，因为他早就上了黑名单，1950年时，在冈山农业学校教书的陈明忠被捕，刑期10年，1960年出狱。
未料，1976年，“立法委员”黄顺兴出走大陆，其女儿供说是受了陈明忠的影响。于是又来了一次牢狱之灾，直到1987年才出狱，刑期11年。也就是说，陈明忠前后坐牢21年。
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
陈明忠认为，“二二八事件”虽是“官逼民反”的“偶发”事件，但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是，国军在大陆打内战需要军粮，使台湾岛内发生严重的缺米现象，造成民心不安和恐慌。二是由于内战，国民政府无力着手恢复岛内生产力，因此也无法解决青年就业，尤其是从海外回台的原台籍军人、军夫的就业问题，使得他们成为岛内动乱的主要力量。
对于“二二八事件”中的死亡人数，陈明忠认为，“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受难者中，许多是“二二八事件”的参与者。由于两个事件时间上相当接近，包括受难者家属在内，一般民众并不了解两事件的差异，因而混淆将多数“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也认定是“二二八事件”的牺牲者。
实际上，根据台湾“中研院”的调查，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者应少于1000人。而根据《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在一篇文章里，引述来自前总政战部主任王升的信息，在1949～1954年“白色恐怖”肃清异己行动最炽烈的时期，被捕的受难者高达3万多人，其中15％、约4500人遭判处死刑，也因为“白色恐怖”最炽烈的时间在1950年代前后，如今外界因而称该段时期受难者为“50年代受难者”。
由于一般民众并不了解其中的差异，并因亲友受害或恐惧、憎恶等因素，两事件的受难者、牺牲者人数因此被夸大到外传的“死亡数十万人”。虽然此一说法不正确，但也反映“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两事件对台湾人民心理造成的严重影响。
陈明忠说，“二二八事件”被扭曲为“台独”运动的开端，是鼓吹“台独”的分裂分子为政治目的所做的历史扭曲。
他认为，国共内战是国共双方的生死斗争，当时国共双方虽相互对立，但社会主义在台湾光复初期的1947年是相当兴盛的思想，倡导社会主义的书籍在台湾也相当流通，也因此在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后，对国民党政府失望、憎恨的台湾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大专学生自然而然会转向靠拢共产党，形成由认同国民党转而认同共产党的现象。
此趋势展现在具体的社会运动上，即是当年造成极大轰动的“麦浪歌咏队”与“乡土艺术团”的出现，这些由大专学生、知识青年所组成的社运艺术团体，在台湾全岛巡回表演，同时倡导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了相当的效果，可是也触怒了国民政府，于1949年引发了所谓的“四六事件”，因此“四六事件”也可以称作是“白色恐怖”的开端。
“四六事件”反映的是国民政府正式迁台前，社会主义及共产党组织在台发展的状况，也显示“二二八事件”的后续影响，其实是“左派势力”在台湾岛内的抬头与壮大，而不是“台独”运动的萌芽；只是国民党在“四六事件”后展开长时间的“白色恐怖”行动，以及台湾历史教育上刻意省略了对内战前后台湾岛内实情的记录，让这段历史被湮没。
也因为缺乏真实历史的记录，在“台独”运动于上世纪70、80 年代兴起后，倡议“台独”者才有机会选定对台湾人民感情有深远影响的“二二八事件”，并将之扭曲为“台独”运动的开端，以赋予“台独”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针对“台独”分子胡说什么“二二八事件”是“台独”的起源的谬论，陈明忠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台独”运动开端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他说，“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相隔只有两、三年，“白色恐怖”早期的牺牲者与受难者，不论本省人或外省人，几乎全都是被戴上“红帽子”的，即被指为“左倾分子”；而在该段时间因“台独”案遭到逮捕拘禁的，只有廖文毅案的黄纪南等数人而已。
“白色恐怖”中，真正属于“台独”案的，在1960年前后才逐渐增加。“台独”案增加的时间点，如王育德等人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社”的时间，为1960年，“台独联盟”则是1970年在美国成立的。
此外，“台独”有两反，即“反国民党、反共反中国”。但发生“二二八事件”的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尚属弱势政党，更在“二二八事件”后，发表声援“二二八事件”抗争者的宣言，同情“二二八事件”的台湾人民。面对中共的声援，岂有“反共反中国”的道理？其实，“台独”运动的开展是在国民党逃台以后的事。
陈明忠说，“台独”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不是“二二八事件”，而是国民党在1953年起实施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台独”运动的原貌，实际上是因国民党土地改革政策而没落的台湾地主子弟的反抗运动。在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后，因此而没落的台湾地主子弟，分别远走日本、美国，并在日美发动“反国民党、反共反中国”的“两反运动”，此一反抗运动后来进一步与台湾本土中小企业主结合而壮大，而这些中小企业主，许多也是由地主转型，同样因土改政策对国民党感到不满。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日据时代台湾的抗日领袖林献堂，林献堂在日据时期率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的统治，却在台湾光复后，因为不满土改政策，远走日本，并在日本支持主张“台独”的邱永汉。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海外从事“台独”运动的重要人物，毕业于处在嘉南平原的台南一中、嘉义中学者特别多，但出身于台中以北明星高中者相对稀少；同样的，这也可以解释何以台南县市是当前“台独”运动最兴盛的地区，因为台南县市是台湾最大的地主聚集地，台湾第一个党外出身的县市长叶挺圭就出现在台南市，“台南神学院”则被称作“台独训练所”。
陈明忠对在“二二八事件”中死难的外省人也有客观的评价。他说，“二二八事件”时的抗争口号之一是“打倒贪官污吏”，由于贪官污吏大都是居于“能够贪污”职位的外省人，因此“打倒贪官污吏”变质为“打倒外省人”，造成许多无辜的中、下阶级外省人，无端在“二二八事件”的动乱中挨打，甚至因此死亡。
陈明忠认为，历史悲剧的发生有其时代的因素，受害者没有本省、外省之分。陈明忠说，要还原历史，也应该展望未来，以积极的作为消弭因“二二八事件”所留下的族群仇恨，共创两岸的美好未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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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江洪凌
